。“诗歌书”的作者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智慧”作出或多或少的探索，其成果多是借助文学的手法和诗性的表达，而不是予以抽象地说明和定义。
《雅歌》以男女对唱的优美方式告诉人们，爱情是神的礼物。《雅歌》以各种能唤起读者感官和感情的描写手段，来抒发缠绵情愫，传达思想意旨，表达出浪漫、真挚且神圣的意境。
《诗篇》包含的是虔敬的诗人向上帝表达的思想与感情：对善恶冲突的态度与选择；赞美和思考上帝在创造历史、自然、人类及人类生活的各种行为。
《箴言》中不仅具有简短的慧语，同时还有一些长篇的教训，智者借用它们来传达宗教真理，将生活的经验、传统的智慧行之有效地教导给年青人。
智者爱使用拟人手法，化抽象陈述为具体形象的人物语言，将深奥的道理蕴藏于个性化的呼喊中。
《传道书》一开篇就以一首诗歌来描述“智慧”无法把握、而被命中注定的世界——将万事都归于“虚空”的名下，接着传道者运用了最古老的文学表现手法——探索法来检测世人生命及拥有之物：诸如劳碌、工作、智慧、财富、享乐、名誉、权力、长寿等。
《传道书》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读者来“体悟”。传道者在揭示人类生命本相的同时，还给出了教导和指引。
传道者借描述现实生活中平凡朴质的情境，来开示人们理解“喜乐”是神的恩典，勉励人们乐地过上每一天。
只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危机越来越明显和严重，也随着生态思潮日益波澜壮阔，生态思想家和生态批评家对促使人类征服、掠夺、改造和统治自然的思想观念的批判日趋加强。
《圣经》里的人与自然观是这种批判的一个主要对象。
最早直接批判《圣经》的反生态思想的是美国生态思想家和文学家雷切尔·卡森。
早在1962年卡森就指出，人类对自然万物的暴虐行径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其中最主要的根源就是支配了人类意识和行为达数千年之久的人类中心主义。
她指出，“犹太——基督教教义把人当作自然之中心的观念统治了我们的思想”，于是“人类将自己视为地球上所有物质的主宰，认为地球上的一切——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甚至就连地球本身——都是专门为人类创造的”。
卡森呼吁人们深入批判和彻底抛弃发源于《圣经》的人类中心主义和征服、统治自然的观念。
1967年，美国史学家林恩·怀特在他那篇被誉为“生态批评的里程碑”的名篇里指出，“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
它“构成了我们一切信念和价值观的基础”，“指导着我们的科学和技术”，鼓励着人们“以统治者的态度对待自然”。
怀特的这篇文章在西方思想界、宗教界和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对生态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推进作用。怀特以后，许多学者对犹太——基督教教义进行了批判。
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创世纪》“读起来就像给人口爆炸的一张许可证，又像鼓励机械化和污染的许可证”。
生态思想家帕斯莫尔指出，西方对自然的态度是狂妄自大的，“这种狂妄自大在基督教兴起后的世界里一直延续，它使人把自然当作‘可蹂躏的俘获物’而不是‘被爱护的合作者’。
《创世纪》就是我们的起点。”“基督教鼓励人们把自己当作自然的绝对的主人，对人来说所有的存在物都是为他安排的。”
“基督教的这种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人类中心。”
著名生态思想家泰勒分析道：“开发的态度是当今大多数人——至少是西方文明里的大多数人——对待自然界的主要态度。这种态度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把自然只当作物理的和生物的资源仓库，供人类消费或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开发使用。
自然只为我们而存在，而不为其他生物存在；唯有我们有权把自然当作工具来使用。高度发达的文明不过是这么一种东西，它‘制服’荒野，‘征服’自然，让自然为人类服务从而使人们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
社会学家威尔森愤然断言：“没有任何一种丑恶的意识形态，能够比得上与自然对立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所带来的危害。”
《圣经》中备受人们抨击的是《创世纪》第一章第26—30节（其它部分也有类似观念，如《诗篇》里关于上帝授权人类征服和统治自然的一些段落，如上帝授权人类“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等。“治理”和“管理这两个希伯莱语单词都有“践踏”和“压榨”的含义。
古希伯莱文和《圣经》研究专家希伯特指出，kabas意思是用来描述用强力迫使别人屈服，特别是军队征服敌人、占领敌人的领地并迫使敌人为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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