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起床洗漱完毕，吃好早饭，和凌菲直接就离开了野家坞，驱车去了郊南中学，准备再次勘查现场，顺便问一下保安掌握的情况，毕竟保安在看大门，他的发现可能是最为全面的了。
我们的车子很快到达了郊南中学的大门口，这回大门紧闭着，门上也张贴了学校暂停工作的布告，我在保安的观察窗那边打了个招呼，保安见是警车，就用遥控器打开了电动大门，我把车子开了进去，停好车，就走到了保安室。
保安是一个中年大叔，样子蛮不错，身段和举手投足看上去是军人出身，我说：“保安同志，我们是刑警队的法医，有些情况想了解一下，你昨天有没有看到一些异常的情况。”
保安不好意思地说：“昨天放学的时候人实在太多，家长们挤进挤出，电瓶车成堆，后来学生下课了，那人就更多了，我实在是管不过来，所以你说的那些异常情况，我一点都没有看见。”
我说：“这我理解，我想问的是陶聆？”
保安说：“哪个陶聆？”
我说：“就是那个向你报告可莹老师死亡的陶聆同学。”
保安说：“哦，就是那个同学呀，她当时慌慌张张跑到我这里，说是看到可莹老师被人杀死在办公室。”
我说：“她是说可莹老师被杀死在办公室吗？”
保安说：“是的，她是这么说的。”
我心里一咯噔，这么说陶聆是看到可莹老师被杀的过程？我又很快纠正了自己的想法，那也不一定，也有可能是小孩子表达不准确，不过，至少说明了一点，陶聆肯定看到了可莹老师的尸体。
我继续问保安道：“那你后来到三楼去过的吧？”
保安急急地说：“那哪能不去呢？我听到陶聆这么说，我立刻就跑上楼去了，后来看到的，就是你们看到的，我保证没进去过。”
我说：“你上去的时候门是开的吗？”
保安说：“不是，门是关的，不过没锁，我推开门才发现可莹老师尸体的。”
我暗暗地点点头，示意凌菲把保安的鞋子脱下来，检查一下鞋底是否粘附有血迹。凌菲麻利地从勘查箱里取出一些试剂和工具，在保安的鞋子上进行检验是否有血迹的存在。
我趁保安脱掉鞋子坐在那儿的空档，继续问他：“你有没有看到陶聆穿的鞋子呢？”
保安搔搔头说：“这，确实想不起来了，当时看她慌慌张张跑过来，就觉得有什么事情，没注意她的鞋子。”
凌菲检查完毕，确认保安的鞋底没有血迹，我们就把鞋子还给了保安，等保安穿好鞋，我就示意他到三楼给我们重新打开了可莹老师的办公室。
第二次复勘现场，感觉是不一样的，虽然尸体不在了，四处已经被侯宇廷弄得软七八糟，但现在我是带着问题来的，研究固然是深入了一个层次的。
我在想，如果当时门是关上的，那反推起来就是这样，门是陶聆关上的，陶聆在看到可莹老师尸体之后，把门关上，然后去报告保安，逻辑上虽然行得通，但是对于一个七年级的女生来说，这就不是很符合常理了，保安说她是慌慌张张到他那儿去报告的，既然是慌慌张张，哪能在看到可莹老师的尸体之后还会去关门呢？而且她说是被杀，如果不是口误，那不仅仅是看到了尸体，而且很可能是看到了胸部的那把刀。
这陶聆，目前来说，绝对有工作可做，侯宇廷昨天从现场提取到的儿童运动鞋鞋印位于可莹老师座位旁边，如果确认是刚拖过地的，那么这儿童运动鞋鞋印的价值就很大了，虽然不能直接比对，作同一认定，但是起码说明有学生进入，从放学到可莹老师被杀的间隔时间很短，在这期间内，很有可能有学生进入，至于是不是陶聆，那就要看陶聆昨天穿的是什么鞋子了，如果陶聆昨天确实穿的是运动鞋，那么感觉这味道越来越大了。
我站在可莹老师的办公桌边，体会着侯宇廷昨天提取到鞋印的那个位置，这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工作可以做？我想侯宇廷一定是向刘大作了汇报，刘大也一定会去找陶聆，核实这些细节问题。
我在现场转了半天，脑子里不停地思考着这些问题，凌菲也在现场的各个部位仔细地观察，不时地提取了一些物证。
大约过了个把小时，我对凌菲说：“你差不多了吧？要么我们去陶聆家看看？”
陶聆的家就是在学校门口的这条大马路对面这片民工聚居地，我看车子很难开进去，就和凌菲俩拎着勘查箱，沿街走进去。
陶聆家还是好找的，我们穿过一个小街区，从一个超市的侧门转过去，就看到了她家的门牌号。
我正要上楼梯，看见了刘大站在那里，刘大见我来了，连忙说：“苏三，你过来一下，这里正需要你呢。”
我随刘大到了墙角，刘大压低声音说：“陶聆这小姑娘，可能已经吓傻了，她半天一句话都不肯说，我真是拿她没办法，你看看以警察姐姐的身份试试，她会不会开口？”
我说：“你们五大三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