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届稷下论学会之后，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这些变化可能是思想上的,也可能是行动上的,可能是看得见的、或感受得到的，也可能是当前不显现的,就像埋在土里的种子,默默地发芽，直到破土而出，或茁壮成苗的时候才为人们察觉，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深远的影响。
这一届稷下论学会之后,也发生了如许的变化,有近期、明显的，也有远期的、隐性的。
而在稷下论学七日主场结束后，名可秀传注的《中庸正义》就正式发行了。
这部已经受到南北士人瞩目的经注甫一上市，便成为热卖的书籍。
这部《中庸正义》仍然是由古今书坊发行，如同以往发行的儒家经籍般，同时发行平装本和精装本，而平装本的纸墨虽然质低但不劣，而校勘和版印则同样是“杭刻本”的高质量，却只售价十文，无论是对士人单售还是对书商量售都是一个价——这是古今书坊已经执行二十年的坊规：儒家经籍平装本一卷一律十文。
这个规矩源于名重生“让天下读书人都买得起《论语》”的宏愿，而名可秀将父亲的愿望进一步发扬——“让天下读书人都买得起儒家经籍！”
古今书坊是名可秀承自父亲的产业，至建炎四年时已成为大宋第一书坊，至大宪元年古今书坊的分部已经遍布大宋诸路各州府，甚至偏远的县城都有古今书坊的书铺。可以说，在有古今书坊的地方，即使乡村里的贫寒读书人都能攒出千文钱买齐儒家传注的《诗》《书》《易》《春秋》《论语》《孟子》这六部经籍。古今书坊这种不图利而造福天下读书人的义举赢得了士林的赞誉，而这也是名可秀在士林，尤其贫寒士子中享有盛誉的原因之一。
最初，当古今书坊最先推出“十文《论语》”的时候，曾经有书商从古今书坊大量购进，在自家书肆以高价售出——杭刻本向来以“雕刻精良，校勘严密，书写肥细有致，印刷清晰明朗”闻名天下，即使平装本也是刊印精美，装潢考究，一部《论语》无注解的原经杭刻平装本市售价是一贯，古今书坊却均以十文售出，这其中的利差有百倍之大，无怪乎这些书商动心了。
但是，古今书坊向书商量售“十文《论语》”时，契约中有规定，书商不得超过十倍价售出，那些违约的书商立即被古今书坊发函勒令改正。不过，这些违约牟利的书商在当地也是颇有实力的商富，而且还有官员阶层的人脉，又自负对“十文《论语》”改头换面，即使古今书坊拿着契约查上门也抓不了证据——虽然古今书坊是书坊行业的行首，但有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然而，古今书坊很快让他们知道了：真正的强龙是地头蛇压不住的。
当这些违约书肆背后的书商家族见识到“强龙”的实力时已经后悔莫及了，不仅书肆被书行以违信经营销去行内资格，同时申报官府取缔了其经营书业的凭历，整个家族也因为“贪利弃诚信”被报纸批露后受到人人唾弃，最终不得不变卖城里的产业避居乡下。
及后，当天下书商都知道古今书坊的大东主是名花流的宗主、同时也是临安商盟和东南海商盟的盟首名可秀时，人人心中悚然，都为前面抓了强龙逆鳞的违约书商道声“不开眼”。此后，当古今书坊陆续推出更多的“十文一卷经书”，也没有哪家书商敢打主意了——古今书坊并不是不要他们牟利，但是不能超越约定的限度赚取利润。古今书坊以“十文书”售给书商，就是允许书商赚取合理利润，以借天下书肆书铺之力，让各地的读书人都能买得起儒家经典，毕竟古今书坊再大，也无法以一家之力遍布各地域。
在名可秀的《中庸正义》发行后半年，宋周两国礼部先后发文，颁定《中庸正义》为官学的《中庸》教本，同时诏告天下，增加《中庸》为科考经义目的内容，而《中庸正义》就是科考评卷的标准。
迄今名可秀共著了三部经注，一是《论语集注》，二是《大学正义》，三是《中庸正义》，而这三经注都先后成为了南北两国颁定的经义目科考注本。
而名可秀的第三部经注成为官方颁定的教本，也就相当于确立了她儒宗的地位。
儒宗，就是儒家学者的宗师。
自北宋立国以来，迄今为止，前后涌现出的能被称为“儒学大家”的不下百数十人，但被南北儒者公认为“儒宗”的却不到十位。
何以哉？
因为成为“儒宗”的标准很高。
《左传》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儒家论儒的最高功绩，就是遵循这“三不朽”——其上立德，指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圣德于当代，惠泽被于无穷，如伏羲、神农、周公；其次立功，指拯厄除难，功济于时，如大禹、后稷；再次立言，一曰著书立说，二曰开创学派，如老子、孔子、孟子。
儒家认为，史上能全面做到“三不朽”的，唯孔子一人。当然，“儒宗”是在圣、哲之下，“三不朽”的标准不能与伏羲、大禹、孔子这些先王先圣比较，但至少要在“三不朽”的其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