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对外扩张适用的却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
所以，张栻更加重视卫希颜提出的华夷之辨，正因为华夏将人道立于物竞之上，方能以道德统御物欲。
现如今卫希颜在学子和进士中有许多支持者。他们都是年轻人，满怀抱负，见证着国家从南渡后的半壁江山走向强盛，见证着大宋一次又一次的军事胜利，他们也都渴望着有建立功业的际遇，张栻能感受到同辈们心中拔起的好战之心。大宋的年轻人都有热血，只是以前国家武力衰微，迫得人不敢言战，久而久之便成了畏战、怯战。
如今国家军力强盛，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胜利让大宋人的信心空前膨胀，尤其激发了年轻学子和年轻进士的好战之心。
而卫希颜的华夷之辩、战争历史观和普仁及圣观，给了朝廷一个名正言顺地开疆拓土的道德基础。
华夏不是蛮夷，不能说抢就去抢。
中国征伐四方必须名正言顺，或吊民伐罪，或征讨不臣，总之，要有一个大义的名分。
卫希颜给出的名分，就是再大义不过。
无论吊民伐罪，还是征讨不臣，国内都会有反对的声音，因为讨伐的理由是脸面上的，劳损的却是百姓，消耗的是国库，与百姓无关，朝臣们想要反对，都可以拿民生来做理由。
而卫希颜的战争理论，却不仅仅是从物竞天择的自然法则着手——中国与蛮夷是生存之争，没有妥协的余地，而且从内圣外王着手——战争与民生并不矛盾，反之战争还能促进民生，户部给出的财务数据让人无可争议，其他书友正在看:。
而更令人无可争议的，则是皇帝和政事堂宰相都明白的道理，人口增长迫使大宋开疆拓土成为必须，因为这是事关大宋未来亿万百姓生存的决策。
张栻将问题看得透彻。因为看得透彻，他心中产生了担忧。
随着与他同辈的这些进士，以及更年轻的进士进入官场，并步步登上朝廷重要职位，他们满怀抱负的雄心会不会将大宋拖入到开疆拓土的洪流中？对外战争还能不能把握一个度？内圣的仁德还能不能统御战争？
人的野心**无止境，一旦挣脱道德的统御，人将类如禽兽。
国家亦是如此。
年轻的明经科状元触发了超越他年龄的深沉忧虑，而这种前瞻性的思考，奠定了这位未来大儒的人生道路。
也是在这一月，另一位未来将名著大宋的大儒，此时还只是云南一县令的朱熹，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后面写下了自己的批注：物竞，性也；性，欲也；人欲，与恶、私、利划一，去人欲方可复天理，此内圣也。
“国家不可因战争之欲推动。”朱熹发出深深的感叹。
***
宋廷大庆殿的论战之辩也传到了北周。
朝野反应不一。
有赞同的，有反驳的。
于周帝柴赟而言，卫希颜提出的那八字将华夏与蛮夷之间的战争说得再透彻不过。
国与国之间，就是弱肉强食，没什么仁慈可讲。
仁慈，是只有在国家强大到可以俯视世界的时候，才能制定的规则。
次年七月，周夏战争爆发。
大周宣檄讨伐西夏，称其“蛮獠附中国而怀不臣之心，窃居中国之地为伪主”，发兵五万，分西、北两路攻打退至贺兰山北面的西夏王朝。
七月下，周军攻克凉州（甘肃武威）。
八月中，周军攻克北漠黑水镇燕军司。
八月下，周军攻克西夏新王都宣化府，恢复其名为甘州（甘肃张掖）。
九月、十月，周军相继攻克肃州（酒泉）、瓜州、沙州（敦煌），西夏三万余部护夏主奔出玉门关，逃往西域之地。
至此，大周恢复大唐时代的陇右道，在东西四千里、南北四百里的河西走廊上设立甘凉路，迁河东、河北、无地的租佃客户三万六千余户到河西走廊开发农业，种植稻麦土豆诸类粮食，广辟棉田种植棉花，依靠祁连山雪水自流灌溉，又兴修农田灌溉渠系，并限制过度放牧保持水草。逾十年，甘凉路产粮百万石，棉布销往西域和北漠的辽国阻卜、汪古等部，河西走廊又重新焕发了绿洲农耕的生机。
“同样的河西走廊，在大唐时代，是粮食盛产之地，在党项人手中，则因重放牧、轻农耕而凋弊，如今在我朝，又成产粮之路。此即华夷之分——文明与落后决定了土地的不同命运。”
起居郎忠实地记录了大周皇帝的这段话。
作者有话要说：张栻、朱熹出来了，后面再出两位……各领风骚的未来大儒们将相继出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