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数字如果不能让人震惊的话，那就与英国进行对比吧：在1829—1831年间，全英国每年的棉货总产量是2亿3800万磅，其中外销全世界的产量是1亿6000万磅。而中国的计量单位“匹”折合1.45磅。
如果再对产品进行棉布与棉纱的细分的话可以发现，中国棉布产量是英国的6倍，中国棉布的市场销售量是英国卖到全世界的棉布量的4.7倍——此时的英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的国家，其市场包含了各个大洲！
在赵冈先生看来，如果以单项商品而论，中国棉布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其1/6的需求即足以维持全英国的棉纺织厂开工生产。然而这么多的有效需求量和商品价值却无法诱发大城市中出现一家棉纺织工厂，每年的6亿匹棉布几乎全部是个体小农户以副业的方式生产的。请问我们如何能以“常理”来解释商业对城市化的推动力？在中国，这种推动力为何消失得无影无踪？
事实上，除了苏州等一两个城市外，中国庞大的棉布市场与交易量，对于大城市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影响。这庞大的交易量是乡村对乡村的交易，完全越过了城市—农村是货源地，也是最终市场。于是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出现众多市镇，作为布商向农户收购产品的集聚点，就不足为奇了。
这一现象有些类似于欧洲学者所研究的欧洲早期乡村工业，他们称之为工业化原型。
可是欧洲学者所忽视的是，这种乡村工业可能造成两种不同的后果：一种是乡村工业为正式的工业化开路；另一种则是乡村工业变成工业化的障碍，抗拒工厂兴起与工业化进程。
前者可以欧洲工业化为例证，后者则可以中国明清时期为例证。
而明清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如前所述，就是因为有大量过剩人口寓藏在农村，被农户当作不变生产要素来使用，不计较劳动代价，从事能够生产的物品，并进入市场与城市的生产单位相竞争。作为结果，中国明清时期的市镇发展不像是一个过渡阶段，而市镇人口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并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主要表征。
6、中国城市化率变迁的内在机制
下面我们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的梳理来总结一下中国为什么采取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城市化途径。
第一，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私有产权及小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小单元经济，表现在农业生产上这就是以小农户为主的农村结构，其他书友正在看:。而小农户先天就注定不能自给自足，必须经常进行交换。小农户虽然是离不开市场的，但是在市场交易时却受了很大的局限，那就是距离问题。以古代的步行速度，他们必须在一天之内从市场上来回，并进行交易，否则交易成本就会过高。
第二，从战国开始，国鄙之分消失，城乡交流变得相对自由。这一点与欧洲正好相反——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下，庄园里的农民与城市居民是不能自由来往的。
第三，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加，出现一定程度的人口过剩。
第四，在不能进口粮食的时代，农民的平均生产力决定了该国能有多少城市和多少非农人口，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余粮率。
正是由于这四个原因，最终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历史时期呈现明显的倒U型：在中国历史早期（战国至宋代），农业生产力不断向上发展，农民余粮率增加（见前引之数据），此时农业部门能够提供的余粮总量增加。但是粮食的需求弹性很小，供给量增加，没有人买也是没有用的。
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一部分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从事其他职业，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余粮率提高导致城市的粮食供应圈缩小，但是总供应量却增加，于是以前不定期的集市开始固定日期举行，以前的小市镇开始变大成为小城市，以前的小城市也增长为大城市——城市数目越来越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人口增加，且增加的速度高于总人口增速。
在宋代以后，农业部门余粮率开始下降，这并不表示农业生产力的下降，而极可能是农业生产增加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加的速度。举个例子，假设余粮率由20%下降至10%，则一个城市的粮食供应圈便要扩展至原来的两倍才能获取和原来相同的粮食供应量。由于粮食供应越来越困难，城市的集中程度不得不降低，从而导致城市化进程的停滞。
这样，宋代以后的城市人口出现一种离心现象，集中的程度减弱，大中型城市停止扩张，而市镇的数量大量增加，经济活动的重心和全体城市人口愈来愈向农村靠拢。
从经济角度看，宋代成为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转捩点，其最突出表征就是市镇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第一类市镇是传统市镇，它们是粮食及农产品的收购点，供应附近城市，同时也是手工业品的分发点，零星地售给农户；第二类市镇在宋代之后出现，被称为新型市镇，它们是副业产品的收购点，然后运销他方，同时又是粮食的零售站，供给当地农户。新型市镇之所以出现，根源就在于人口过剩。
7、新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