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地图学家裴秀。
在中国地图史学中,3世纪地理学家、地图学家裴秀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裴秀生前的政治地位相当显赫,但是他死后深为史学家关注的，并不是他的政治业绩，而是他在地图学方面的贡献。
裴秀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他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在道教和儒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裴秀擅长道术，曾经给皇太子看相、算命。三十而立后，裴秀步入仕途。四十五岁时,他被晋朝皇帝委任为司空（其职位相当于现代的国家副总理）。
晋朝时期，司空的职责非常特殊,凡是与大地相关的事宜都在其管辖范围之内，。这不仅包括农业种植、人口户籍、田亩赋税、防洪治水、兴建城镇、察看风水和皇家丧葬等诸多政务,而且还负责皇帝祭祀地神和祭拜祖先的礼仪。
顺延传统理念,晋朝皇帝将祭天、祀地、祭祖视为国家大事。这些宗教礼仪的着眼点在于承天启地,疏通皇帝与天地之神的沟通渠道。为此，负责安排、组织礼仪的官员身肩重任，他们需要深谙阴阳之术。在这些官员的观念中，祭祀礼仪的任何细节都必须符合道教理念，不能有丝毫之差，否则皇帝与神明之间的交流就会受阻。
晋朝基本上承袭了汉朝确立的祭祀礼仪，包括将地图作为祭祀地神的祭品。身为晋朝司空的裴秀自然深知地图在祭祀地神礼仪中的重要性。他曾撰文说：地图由来已久，自古以来前贤凭借地图承天效法。
裴秀深受道教宇宙观的影响。在他心目中，大地地表“登降诡曲”，呈现出穹隆形。
为了使皇帝与地神之间的交流畅通无阻，裴秀认为，用于祭祀的地图应当显现出地表弯曲和名山大川等自然地理状况。
裴秀担任司空之后，仔细查阅了朝廷书库中收藏的地图。查阅结果令裴秀大失所望，他发现朝廷书库中竟然没有一幅令他满意的地图。裴秀曾愤愤地写道：这些地图粗制滥造，既没有采用相同的比例和经纬网络，也没有遵循“准望”的规则，并且在图中看不到名山大川。这种地图绝不可用于祭祀之中。
出于道家理念，裴秀认为，用于祭祀的地图必须符合一定之规。经过深思熟虑，裴秀提出了地图绘制的六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就是中国地图史学中著名的“制图六体”理论。
“制图六体”理论的第一项原则为“分率”，它是指一种由经、纬线构成的方格网（这个时候就有了经纬线了！）。
裴秀认为，这种方格网可以作为识别地图东西（即横向）和南北（即纵向）远近的尺度，由此，绘制地图必须采用相同的比例将地域轮廓缩小到地图上。裴秀指出：地图若仅有图像而没有设置方格网和比例尺，则无法审核出地域之间的远近距离。
裴秀提出的第二项绘图原则是“准望”。
“准望”的基本含义是指，通过准望北极星确定地图以北为上的方位。
在此基础上裴秀还强调，“准望”的另一个作用是端正“彼此之体”，即通过地图左、右两边对准北极星从而将地图的形体由方形调整为梯形。
鉴于地图的形体调整为梯形，裴秀进一步提出了“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四项绘图原则。
裴秀所说的“道里”是指一种地图标识，它示意出从一个地点去往另外一个地点的方向和直线距离。裴秀认为，随着地图形体的变化，应该调整“道里”标识的指向，否则“道里”示意的方向将会出现误差。
裴秀“制图六体”的后三项原则“高下”、“方邪”、“迂直”分别指地图上边和下边长短的调整、地图形体由方形变为梯形以及图中直线与曲线之间的相互调整。
——裴秀认为，实施此三项原则的目的是在地图中呈现出地表弯曲的自然形状，从而能够在平面地图中仿效出弯曲的地表。
裴秀特别强调“制图六体”的六项原则缺一不可，并且相互之间应当彼此兼顾。
他论述说，若地图只有地域图形而不设置方格网和比例尺，则没有办法辨认地域之间的远近。
若地图只设置方格网和比例尺而不根据“准望”对地图形体做出调整，即使图中某一侧画得准确，而另一侧必定会失准。
若只考虑对地图形体做出调整而忽略对“道里”指向的调整，“道里”标识所指示的方向则如同进入山海隔绝之地，根本无法相通，好看的小说:。
若只对“道里”标识指向作出调整，而忽略地图上下两边、正斜之体以及直曲之间等三方面对球冠形地表的仿效，则“道里”示意出的路径远近就会违背实际情况，从而也会丧失“准望”之校正。
由此，六项法则应当相互参考、相互依赖。通过方格网和比例尺确定图中地域之间的距离；通过地图左、右两边校准北极星从而对地图形体做出调整；通过对“道里”标识朝向的调整从而指明两地之间实际的直线距离；并且，图中两地间的长度决定于图形上下两边的长短、梯形的形状和由直线变成曲线等三方面的计算。
地图绘制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