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即便是幽州路的易州也已迎来了盛夏的酷热。
在金军全面败退出河北之地后,负责整个战事指挥的行衙便由北伐大营取代了两河制置司,而北伐大营的行辕就驻在易州（河北易县）城内。
雷动以太师任北伐都督军事，统领北伐大营军事，又将十几万宋军分为东、西二道行营，分别指挥幽州路、云中府路的战事。
原两河制置使宗泽授任西道兵马总管，雷动则亲兼东道兵马总管,不仅是对幽州路的重视,而且也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除了雷动、宗泽之外，任谁做东道兵马总管都不能在威望和军功上能够压下三位副总管——曲端、张所、岳飞，尤其曲端更是心傲眼高之辈,若任命不妥引致将帅不和，则大好局面也将遗患。
现下，幽州路除了东北地域外，其余地方皆已落入宋军掌控。占领区除了幽北偶尔还有小股金骑游袭骚扰之外，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幽西、幽南地区都已平静下来，接下来的要务就是安定民心、恢复生产，尤其后者更攸关北伐大军的粮草补给。
宋军从河北攻入幽云之初是采用胡族的以战养战之策，以抢掠作为补给，但当这些地盘成为宋军占领区后，就不能再抢“自己的百姓”了，于是粮草供给就成了迫在眉睫的紧要问题。
所幸，宋军在幽云“抄尽女真户”获得的钱粮尚能补足短期之需，加上从燕京府库缴获的大量粮袜军资，也能抵一月之用；但这场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而国内河北两路被金军肆虐后，百业凋敝，亟待恢复，朝廷必须拨出钱粮救济灾民，召回逃亡百姓重垦，朝廷需要运用大量的粮食储备，不可能全部支应北伐，因此尽快安定幽云人心、恢复生产就成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北廷幽云宣抚司立即发布《安民令》，除了女真户全部军管外，其余百姓皆安定不受扰，官军维持州县秩序，平定趁乱聚为匪盗者，又召逃亡百姓回乡，官府复其田产，云云。
跟着，宣抚司又颁布《减免杂赋兵役令》，将之前金国加诸在汉户和契丹户身上的沉重赋税、兵役和名目繁多的杂税或减或免……此举得到燕云地区汉契百姓的拥护，对先前宋军入境劫掠的恶感也减了两分。
之后，宣抚司又颁布《释奴令》，将原本隶属于女真户的汉人、契丹奴隶都释为平民，由官府发给土地，并借贷粮种耕牛农具等，头一年不收粮税只还本……这让汉契百姓对北廷又增了两分认同。
在一系列条令之后，北廷以朝廷制书的最高诏令形式颁布了一份制诏——《幽云诸北地汉民回归华夏诏》。
这份诏书影响深远，后世评论说“这是幽云汉人在脱离中原王朝二百多年后，从心理上再次融入中原的重要转折”。
诏书上道，北地汉人与宋人“同族同血统，共为华夏”，盖因当朝者昏庸，方致同胞沦入番夷，而今中原图强，誓师收回祖宗故土，迎回同宗血脉，“视与宋民同，亲近如子民”。
这和北宋朝廷对幽云汉人的态度截然相反。在北宋上下心中，那些生活在敌境之中、着胡服、用胡礼、习胡俗的汉人，己经是异类，宋人骂之为番人，而朝廷君臣也视之为“番夷”，歧视，不信任，欺压……因此在北宋朝廷收复燕云后，燕云百姓对宋室并无多少归属之心，反而因为赵佶君臣的昏政而怨愤离心。
《华夏诏》毫不隐晦地指责先帝道君皇帝昏聩，历数弊政“失幽云人心者二：一换官，二盐法，尽失士人百姓心……”
其一“换官”，是指宋朝收回幽云后，就将本地各州县的大小汉官调至内地任职，而另行指派宋官治其地，此举即是不信任原辽朝汉官，故朝廷不敢令其继续在原处为官，但换的官职多不如原位，一些不得不赴朝廷换官而致穷困者，甚至弃官越境逃去……幽云士人皆积怨在心。
其二“盐法”，是朝廷的又一昏招，赵佶君臣不顾辽朝统治时幽云盐价比内地低的实际情况，照搬宋廷盐法，将幽云盐价抬高，而在官府滥抬盐价的同时，又有宋商的投机生意扰乱盐市，令幽云汉人不堪其负……譬如当时燕京的盐价是每斤十一二文，比宋朝便宜得多，而宋朝派去的榷盐提举官利令智昏，“不念新附之民，贪功生事，每斤至二百五十文或二百八十文”，盐价升了二十倍不止，莫怪燕京百姓都对宋朝怨愤在心了。
除此二者之外，赵佶君臣在幽云又施行了一系列愚蠢的政策，最终使得幽云汉人离心离德，这不仅仅是因为从皇帝到朝臣都对幽云之地体政不明，也是因为宋人对幽云汉人的长期偏见所致。
《华夏诏》直斥赵佶昏政乱幽云——按避讳惯例朝臣不议先帝之失，雷氏父子却是无此顾忌——令幽云汉人读之听之皆大快人心，对现在的宋廷又增加几分好感。
虽然不知道现在这个宋廷是否真如诏书中所说的，对幽云汉人“以子民待之，视与宋人同”，但朝廷制书用宣诏天下的形式做出了承诺，松动了他们心理上对宋朝的隔阂，至少，令人可期之。
跟着，北廷对幽云各州县官员的任命表明了执行诏书的决心，一是大胆留用幽云汉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