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后,柳松禀报,湖州界身巷的粮食交易价格已急剧下跌,估计再过两日就会跌回到去年六月时的粮价。
界身巷就是宋代的现货交易所。
最早出现在都城东京的东角楼南通巷，那里是金银钞引交易铺的集中地，行会为了方便聚会议事在南通巷内建了一座门楼，渐渐的这里除了议事外，成为行会内不同的金银交易铺互相谈价交易之地,再后来非交易铺的大商们进入,由行会牙商做中人,寻找合适的交易方。
以盐引为例，手中握有盐引的商家可以拿盐引到官府盐场提盐,若不想做盐商买卖，也可以到京城的榷货务兑换现钱,但必须由京城的交引铺作担保，而这些金银交引铺对城内行户一般无条件担保，但对外地的商人就拒绝作保，迫使这些商人折价卖给交引铺，至少损失两成。不同的交引铺对盐引商人的盘剥当然有差异，于是兑引的商人们为了减少损失，就将盐引标出最低成交价交给行会，由行会牙商出面，接受不同交引铺的匣封标价和标购界数。次日牙商开匣，以出价高者购得，若最高价所标界数少于盐引商卖出的界数，则余下的界数由次高价购得，依此类推；至于买方出价低于盐引商的最低成交价，则被排除在外。
这种交易方式，极大的方便了卖引的商人，对于交引铺来说，也是有利的，因为通过行会交易的商人越来越多，一次出价等于面向所有进入行会交易的商人，省了寻找客商的精力时间。
因为钞引交易都是以“界”为交易量，行会的交易门楼便被商人们称为“界楼”，后来“界身巷”就成了行内人对南通巷交易门楼的称呼。
而界身巷这种中间交易场所因为对商贾交易的便利——既省了寻找买家卖家的时间，又能保障交易安全，很快繁荣起来，并且交易不仅仅限于金银铜钱钞引交子，只要是珍贵有价值的商品，如古玩、字画、玉石、名花等等，只要付给界身巷手续费，并由行内人验实商品价值后，都可以在界身巷内标价出售。
名可秀掌控杭州商盟后，就在杭州金银彩帛铺集中的五间楼设立了交易门楼，称为“南界身巷”，到建炎立朝后，为了掌控粮价，名可秀在界身巷内引入了粮食交易。
掌控粮价这是历代朝廷都想做到却很难做到的事情，但名可秀利用界身巷做到了。
界身巷每日辰正开门，开门即挂出当日粮食水准价。买卖双方在做标价前，都要参考这个“水准价”，以免价格标得太高或太低。买方担心标价过低于水准价会标不到粮，而卖方则担心标价过高于水准价会导致“流卖”，毕竟买方出价一般都不会高出水准价的两成，若卖方的标底价过高就会导致“流卖”。交易不成功卖方不用支付手续费，但连续三次“流卖”就会降低卖方的信誉，界身巷将提高该卖商的交易手续费；若连续六次“流卖”则会被交易行除名，一年内不得再入界身巷的粮食交易厅标价出粮。
显然，在粮食交易的博弈中，界身巷的“粮食水准价”无疑是一杆定价标秤。这个水准价由谁来定？是临安商盟的粮商行会总帐司，而这个总帐司是隶属于临安商盟，对盟首和执事会负责，这就意味着界身巷的“粮食水准价”是掌握在名可秀手中。
这个“粮食水准价”看起来方便了粮食交易的买方和卖方，事实上也确实如此，通过这个指导定标和出标的价格，交易双方都获得了公平。而有眼力的商人渐渐能领悟到，这个水准价实际上就是粮食定价。
名可秀要掌控的就是这个“定价权”，在其他商人还没有认识到它的意义时，名可秀敏锐的头脑已经意识到，谁拥有定价权，谁就拥有主导权。
在她的有意推动下，临安商盟联合广南商盟、荆楚商盟、福建商盟、巴蜀商盟等，在这些路治所在的州城先后建起界身巷，引入金银钞引交易和大宗粮食交易。
在朝廷未颁法之前，界身巷的交易还属于民间私易行为，而私下交易钞引也违背了朝廷的法令，但就如东京的界身巷，在天子脚下繁盛多年，官府能不知道？为什么不查纠，因为它背后牵扯的势力太大、太复杂，不仅有豪商巨贾，并且有宗室贵戚高官搅在里面，神宗皇帝的同母胞弟雍王赵颢就是界身巷一掷千金的大户，官府怎么敢去查处？正因为这些幕后保护的存在，界身巷成为朝廷没有承认却也没有禁止的公开交易场所。《钱行法》颁布后，钱庄和钱商们拥有了合法身份，促进了界身巷的金银钞引交易更加旺盛，相形之下，界身巷的粮食交易便不那么惹眼。
虽然交易厅的粮价在每月上涨，但界身巷的价格起落并没有过多影响市面上粮铺的粮价。也就是说，当地出粮的商家保持了街市粮铺的供粮量和平准粮价，否则，市面粮价的过度上涨便会引发民怨，招致官府注目。所以，界身巷内的交易自有它的一套规则，“界内价”不入“敞市价”就是它立身的根本，否则早就被朝廷以扰乱市价而查处关门了——引起大规模的民怨即使有达官显贵护着也没用。
当然，长久下去，界内价也会逐渐影响敞市价。
最先是上等精米的市价受影响，累计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