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殿朝议时,名可秀正在临安商盟。
临安商盟原为「杭州商行联盟」,新朝立杭州为都后,商盟因之更名，也有人叫「临安商会」。
但商会和商盟在意义上还是有些微差别。商会可能是经营庞大的商家之名，也有可能是几个大商家的联合；但能叫商盟的，则一定是行与行的联盟。
这个“行”,是指“商行”，即商业行会，如布帛行、米粮行、瓷器行、金银行、玉器行等等……商人要在城镇设立商铺成为坐商，就必须入“行户”,否则只能是推着摊子在街上做零星买卖的小商稗贩。
杭城有商业行会三百六十个。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个“状元”,不是科举的状元，而是“行首”——行会首领，一般由该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担任。
行会的权力大，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重新统一规定价格；行会的责任也大，必须保护本城同行商人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市场，并调节行户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强买强卖）上，尽可能保护本行商人的利益。
可见，这一行之首也不是好当的。他可以掌控市价，翻云覆雨，也同时意味着站在风口浪尖，要承担官府和行商的双面压力。
名可秀诸多赫赫身份中，就有一个行首的衔头。
这个行首的由来，要追溯到名花流最初的起家。
名花流最初不叫名花流，叫弘义盟。有意思的是，惊雷堂最初也不叫惊雷堂，而是叫铁血旗。名重生和雷动这一对昔日兄弟，在建帮立派之初，都不约而同的以谋求黑暗中的正义作为宗旨，只可惜两人行到后来，终因信念的不同而分道扬镳。
二十五年前，弘义盟和铁血旗初立派之时，江湖正处于黑暗大混斗时代，几乎每天都有一个小帮派覆灭，又每天都有一个小帮派诞生，“侠义”二字已成了江湖过往的传说！名重生与雷动一南一北，试图以铁血重塑江湖规则，然而两人的手段又有差异，名重生重在收服，雷动重在征服，但不论“收服”也好“征服”也好，三年后弘义盟和铁血旗都在道上闯出了名号。
此时，弘义盟已收服两浙群豪，花惜若的重心开始转入商事，之所以选择杭州而非江宁府（南京），一则因杭城原为吴越旧都，是江南繁盛之地；二则因杭州海贸更方便；至为重要的缘由或许是为留后路，若终有一日和朝廷对上，携家由钱塘入海，不出一日就能遁迹于茫茫大海之中，过神仙般的逍遥日子去。
且不论这后路的想法，花惜若在商事上确是眼光独到，第一脚就踩入高价值的金银铺行；当在这行打下名声后，紧跟着就是第二脚，踩进了深不可测的交引铺行——专事经营盐引茶引投机交易的行当。
所谓“引”，是大宋朝廷发行的一种有价证券。以盐茶为例，宋商向官府出资申请专卖权，获得专卖凭证，这个凭证就叫“交引”或“交钞”。根据市场规律，凡是有价值的东西都会产生差价，并引发投机行为。商人只要有利可图，绝不会执著于盐荼经营，而会伺机进行“交引”、“交钞”的低吸高抛，赚取其中差价。
这种投机行为最终催生了一个新行当——交引铺行，但不是所有商人都能进入这个行当。钞引交易，动辄几万贯、十几万贯，甚至几十万贯，有这个实力投机的，不是豪商就是巨贾，且拥有金银铺、彩帛铺这类高价值的行铺作担保，方玩得起这交引交钞的投机买卖。
朝廷许可了该行当的合法性，并规定交引铺户以个人身家为抵押，家产抵押估值达到官府限定的最低保额，就可取得榷货务戳记发出的印历（经营凭证），又规定大宋商人凡是到榷货务兑付钞引的，必须有交引铺户作保方可兑钱，官府以此防止伪钞伪引和冒名支请的情况出现。
交引铺最先成立在东京，铺户得了这种做保的特权，更是势大气粗。对城内行户，多半无条件做保；若不是城内行户，就拒绝做保，迫使客商无法兑付钞引只得折价买给交引铺，交引铺再提价转卖给茶商盐商，获取厚利；即使有同意做保的，也往往索取贿赂，然后与榷货务的官吏坐地分赃，于是官商相护。
这就苦了大批外来客商，尤其是从事边贸的客商。边贸商人获利的大宗是供应朝廷边军的消费，譬如粮食、茶、盐，军方按边价支付钞引（一般高于内价），但客商必须持引到京城才能兑付现钱。于是，便少不得要受京城交引铺的折价强买或勒索克扣，即使郁愤不平也无处诉冤。
弘义盟初涉交引行，自然不敢轻易与京城豪贾叫板，即便使出解数打入这龙虎盘踞的京师交引行，也意味着必须遵从它里面的潜规则，这自非花惜若的谋算——跟从只能舔小利，唯有破局造局才能成就霸主！
花惜若的交引总铺设在杭州，又在洛阳城和新郑分别开了家分铺，避开京师龙争虎斗之地。宋商边军贸易的对象是北军和西军，从北军南下入东京略往西绕点道就过新郑，从西军出来入东京则多经洛阳，花惜若在这两城设交引分铺无疑是在京师交引铺的前方“截道劫财”。
弘义盟的交引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