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学者交流会”的主题是法学,与会的国外学者既有路西德这样的伊斯兰法学者，也有来自拜占庭帝国的古希腊法和罗马法的法学者,以及来自欧洲国家的法学者。
交流会早在三年前就已筹备，以大宋帝国的名义向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的政权首脑及全部有建制的大学发出了邀请函。受到邀请的国家和大学或是因为慕名遣出学者,或是被函上说的“世界法学者的盛会”而打动,或是抱着看一看的心态，参加了也没什么危害,或是抱着观察这个东方帝国的目的……总之,收到邀请函的所有国家的政权首脑和大学校长都拍了板,派遣最有水平、最有名望的法学者赴大宋帝国交流——既然是全世界法学者的盛会,那就不能派个学术水平不高的坏了名声。
加上东道主,统共有一百二十六位法学者参与会议。
与会者都提前得到了一份交流会学者名单，分别以汉文、大食文、希腊文、拉丁文、梵文等各国官方文字书写，分发给对应国家的学者。
路西德在名单中看到了许多熟悉或听说过的大学，比如巴格达的尼采米亚大学，摩苏尔的艾玛韦德清真大寺学园，埃及的爱资哈尔清真大寺学园（今爱资哈尔大学的前身）、赫克迈大学，摩洛哥的卡鲁因大学……这些都是伊斯兰大学，其中建校最久的爱资哈尔清真大寺学园已有三百多年；印度那烂陀大学是最古老的，路西德在智慧宫的梵语译著中见过对它的记载，迄今应该已有六百年的历史；拜占庭的帝国法律学院是路西德闻名已久的，它或许代表了法学教育的最高水平；当然路西德最熟悉的还是科尔瓦多大学——这是他的母校。
来自欧洲的只有两所大学，即意大利的博洛尼亚法律学院（今博洛尼亚大学的前身）和法兰克的索邦神学院（今巴黎大学的前身）。这两所学校路西德都是头回听说，应该建校时间不长，名声还不显。但是，相距遥远的大宋帝国却知道并且邀请了他们，这个“耳目”是如此之广，让人啧叹时又心惊。
这些来自大学的法学者们并不占与会学者的多数，因为很多国家都没有专门设立大学，但每个国家都有精研法律的官员和学者，出席会议的很多法学者就有着官员身份，或是教职者身份，如英格兰法学者托马斯·贝克特，就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即是英格兰的教会长，而在他出任大主教之前，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的大法官兼上议院议长。
这时大多数国外学者都到了会场，学者们互相打着招呼，相熟的凑到一堆说话，不相熟的由人带领着互相结识，会场气氛很是热闹，当然也有互相瞪眼睛的，多半是伊斯兰的学者与罗马天主教的学者相见两不欢。
路西德看到那些熟面孔后就激动了，满怀欣喜与科尔瓦多、麦地那、巴格达的学者们打招呼，其中有好几位是他的挚友，若用宋人的话形容他的心情，就是“他乡遇故知！”
与会学者中，也有如路西德这般已经在杭京城住了一段时间的，长者有一年，短的也有三五月——部分是时间比较闲，便提前渡海过来当作是游历，部分是怀着别样目的，过来探查“交流会”的真正目的，他们的君主认为东方这个帝国不可能无端端开什么学术交流会，肯定是有别的图谋，于是阴谋论了。
不论怀着怎样的目的，这时先来的学者都充当了引导者，为新来者介绍这个帝国的情况，当然重点是与法学交流会有关的情况。
这其中，在交流会学者名单上居于大宋交流学者首位的“儒教教宗”当然引起了异国学者最多的关注。
在名单上，名可秀姓名字号之下的简介是“儒宗”，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其意为“儒家思想流派和学派首领”，但是信仰宗教的西方学者们很难理解“儒家”和“儒教”的区别，他们认为“儒宗”就是教宗、教皇——在大食语和拉丁语中，分别用教宗和教皇这两个单词，其意大致相同。
这是认识的偏差是源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和语境的差异，首先，对于“宗教”这个词和这个概念的理解就是有偏差的，中国学者认为宗教专指拜神教，所以道家是一种思想学派，而道教就是一种宗教。但是泰西文化不是以崇拜神灵为宗教的定义，而是把宗教视为“生活中的大事”，是贯穿人生的信仰，因此，泰西学者很自然认为儒家是一种偶像崇拜的信仰。
即使已经在大宋待了两年多的路西德，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远称不上透彻，从一个西方观察者的角度来看，他认为儒学是一种对“仁”和神秘的自然力量——比如“天命”——的信仰，而且有着崇拜祖宗和各种神灵的祭祀仪式。因为路西德对儒家的解释，更让伊斯兰的学者们肯定了“儒教”的这种认定。
作为被认定的儒教教宗，名可秀的入场相当引人瞩目。
这位女教宗着实太过于年轻了，容貌看起来不过三十来岁，但事实上，这位女教宗至少有五十岁了——尽管他们不知道她的确切年龄，但根据先来者的介绍，从她的生平履历来看，应该是五十到六十这个年岁。
泰西的学者们不由想起历史上闻名的克丽奥佩特拉七世，这位埃及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