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岁的时候，被淳钦皇后的兄长欲稳掳掠，带回了塞北。当时的述律平，也就是后来的耶律阿保机妻子见他聪明机灵，所以收在身边，最后成了淳钦皇后述律平的陪嫁媵（随嫁之人臣。
虽然韩知古幼年被掳掠苦寒之地的塞北，又是做为陪嫁的奴仆下人出现在阿保机的身边的，但却因祸得福，得以接近契丹权力中心。最初，韩知古的才华并未引起阿保机的注意。好比后世一位著名人士所言：怀才与怀胎一样，需要时间才能显现。自视甚高的韩知古不堪忍受骈死于槽枥之间，于是在怏怏不得志的时候，就选择了远遁。
逃跑历经千辛万苦方如愿，但是回到家乡时候，却让他大失所望：刘仁恭父子在幽州的倒行逆施，呆在家乡还不如回草原做奴隶衣食忧的稳妥。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席不暇暖，韩知古就又考虑赶紧离开的事情了。走得慢了，就有被脸上刺字成为普通军士替刘氏父子卖命的可能，如何死，死在哪里也是不可知的事情。此时中原，战乱频仍——朱温进击沧州的大军刚刚离开，明显是生死未卜之地，奈之下，韩知古只有原路返回。
风注：关于这一条，《辽史》中的许多记载，与《资治通鉴》等史料记载前后矛盾，经不得推敲。而且辽史因为历史的原因，不可能如宋史那样资料多种，可以相互考证。只能用心阅读，详加比较、考证了。《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应该接近于历史真实，因为内容乃是取自当时汉人赵志忠《虏廷杂记》中的记载。
在《辽史》中的记载，韩知古才干被阿保机发现，却成了：其子匡嗣得亲近太祖，因间言。太祖召见与语，贤之，命参谋议。根据考证，韩匡嗣是韩知古第三子，出生于辽神册元年、即公元917年，‘匡嗣以善医，直长乐宫，皇后视之犹子。’韩匡嗣直长乐宫应该是成年之时，而皇后视之犹子，说明韩知古因为媵臣的身份隶宫籍，他的儿子韩匡嗣才得以养在皇后身边。或者是年幼的韩匡嗣思父心切，在阿保机面前哭诉。韩知古这才引起阿保机的注意。立刻遥授彰武军节度使，逐步受到重用，最后在天显年（公元926—937年间卒。
韩知古的生卒年史料中未有明确记载，但辽史中称他为佐命功臣之一，这句话太值得思考了。且不谈佐命功臣的功绩为何事，只是从《辽史》的记载中就有相互牴牾之处。譬如《辽史·百官志》中记载‘太祖初有汉儿司，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另《辽史·太祖纪上》中记载七年十月（公元913年‘诏群臣分决滞讼，以韩知古录其事，只里姑掌捕亡。’这两处记载均在韩匡嗣出生之前，韩知古既已经跻身于契丹的政治权力核心，当然没有必要再选择逃亡了，不会有因为儿子的原因，方始得到阿保机赏识的咄咄怪事了！
而另一位阿保机赏识重用的汉臣韩延徽，入仕辽廷的记载，证实了《资治通鉴》的记载或许也出现了以讹传讹的情况。当然，这都是一家之言，并非什么定论。本书中姑且按此安排，读者诸君姑且一看。
倘若这个假设的确是事实，那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想来原因有二，一者，中原王朝士民不愿意正视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这是一种惯性思维使然，道德文章如司马光者，怕也法摆脱时代的思想束缚；二者，司马光所载这一条并不是经过自己严密考证，只是转自同时代的《虏廷杂记》一文，其作者赵志忠对于契丹国事，有些也是一知半解，所载或者是出于传闻也未可知。鉴于“重华夏而轻夷狄”思想大行其道，司马光老先生在辽史上稍有不慎，也算不得什么。
本书采用韩之古曾经南逃而又自行北返这一说法，其实并非“忠于史实”，而是“忠于剧情需要”，关于这一点，读者诸君今后即可知晓原因。
在韩知古、曷鲁等人强强联手、联袂演出之后，阿保机最终答应代遥辇氏为契丹可汗，阿保机命人在如迂王集会埚，燔柴告天，即可汗位。他真正成为了契丹汗国的君王——可汗。顺便，他还开始引入一些汉化的制度设置官属，这当然为了方便统治，要知道这时候的契丹部族已经膨胀，必须借用汉族“封建统治”的官制来管理契丹人民了。
契丹的燔柴告天，与汉人礼制中的燔柴祭天不同，是契丹民族受回鹘民俗的影响，确切的说，是受摩尼教在契丹地区传播影响所致。摩尼教正是后人熟悉的‘明教’、‘魔教’。本是传自回鹘，而契丹文化受回鹘影响至深，皇后述律平也是回鹘后裔。而摩尼教从传入中原之后，生根发芽，成为中原地区的一个地下秘密教门。北宋徽宗年间浙江方腊的起事，正是以明教教众为依托的。
阿保机取代遥辇氏，这种大事幽州局用最的速度汇报给了李曜。虽然幽州局拿到的情报表示过程比较顺利，但李曜仍然认为，阿保机取代遥辇氏应该是“强取豪夺”，并不是遥辇部主动让贤。因为根据他掌握的别的情报对比来看，阿保机在掌握在契丹部族军政大权之后，随着实力的增长，恃强凌弱，‘侵吞诸部’的事情根本就没少做。一如后来的蒙古大汗铁木真，在氏族部落向封建进化的过程中，侵犯原来部落利益的事情也做了许多。从李曜才能进行的“历史对比现实”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