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佛、道教的活动及僧道徒众进行简括和管理。在李曜看来,这一时期,北魏文成帝对于处理佛儒关系和评价佛教的作用有比较成熟的看法,他说:
“夫为帝王,必只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着生民,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以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常所尊事也。”
这份诏书准确指明佛教的功用在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即补足社会法制之不足,加强儒家道德的影响,总之有助王化,既不是第一位的,亦非负面的。
隋朝结束了南北纷争的局面,统一了全国,但国运短促,不久便被大唐所取代,好看的小说:。大唐帝国建立以后,总结前朝的经验教训,自觉实行三教并奖的政策,从而确立了三教共存的局面。一方面用行政手段统一儒家经典的文字和注疏,由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至高宗时颁行,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课本,天下士子奉为圭臬,加强了儒学的主导地立;另一方面又礼敬道教,支持佛教,使两教在此期间得到迅速发展,并呈繁荣景象。
但李曜知道,直到盛唐,社会思想文化结构的重新调整任务并没有完成。主要问题是儒佛两大文化系统在思想理论上的力量对比,不能完全适应中国这一时期宗法社会的国情。
一方面,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出现天台、法相、华严、禅宗、净土、律宗等若干大的宗派,高僧大德辈出,人才济济,理论学说异彩纷呈,一片繁荣景象,尤其是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后来居上,发展势头甚猛。佛学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和权设方便的普及性说教,对于中国士人阶层和劳苦大众均有极大的吸引力,它的信徒不断增多。
另一方面,与佛教相比,儒学遇到了不景气的难题。自汉末儒家经学衰落以后,儒家文化就缺少有力的哲学层面,内部结构呈倾斜和不完整状态,它只能在政治、礼俗上占有传统的优势,却拿不出新的高水平的哲学理论来同佛学对话。
东晋南北朝时有不少初学儒者,后来倾心佛学,仰慕其高雅深邃,认为佛学的境界高于玄学,更远胜过儒学。东晋佛学大师慧远就说过:“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得不以佛理为先?”
梁武帝在《述三教诗》中追述自已进学的三阶段。“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士大夫阶层越来越被吸收到佛学上,在那里寻找精神的寄托。
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更有所发展。《五经正义》所依据的经注,半是汉代作品,半是魏晋作品,经学只在诠释上达到统一,并未开创出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新义学,亦未出现儒学的大思想家,因此儒学仍未摆脱被动局面。儒家在三教中的主导地位由于理论上的薄弱而不能牢固,这在正统思想家看来不利于宗法社会的稳定。
然而佛教虽有协助治道劝化民俗的作用,但它是外来文化,若干教义与中土传统礼俗有一定矛盾,况且寺院经济、寺院独立不能不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势必引起儒道两家和朝臣部分人士的反对。从南北朝的夷夏之争,直到唐初,反佛的思潮连绵不断,傅奕指斥沙门“不忠不孝”、“逃课(税)”、“避役”,就是这种反佛思潮的例证。
韩愈,柳宗元所处的时代进入中唐,中央政权很不稳定,藩镇割据此伏彼起;文化上三教合流已是大势所趋,而三教之间又存在着争优比胜的斗争。面对着佛教蓬勃发展的势头,许多朝臣和儒家学者,由于长期接受三教的共同薰陶,并无危机感,觉得佛儒可以并行不悖,乃至汇合沟通,共同形成社会精神支柱。有些人从肯定佛儒在社会功能上的互补,进而探索佛儒在思想理论上的贯通。怛也有少数人觉得这样发展下去,不仅儒学有被佛学超过和淹没的危险,且将危及纲常人伦,因此力主排佛,但又找不出儒学复兴的有效途径。柳宗元是前一种思潮的代表,韩愈是后一种思潮的代表。
韩愈自幼成人,所学以儒为主,又极重古文。“学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其业则读书着文,歌颂尧舜之道。”、“其所读皆圣人之书,杨墨释老之学无所入于其心。其所着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韩愈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在儒学薰陶下形成的,青年时即崇信六经,服膺孔孟,对于佛、老之学相当生疏隔膜,这是韩愈后来反对佛老的思想基础。
韩愈中年思想成熟,形成独立见解,写下《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五篇哲学论文。他有感于中央虚弱,藩镇强大,有感于儒学衰微和佛老兴盛,认为只有大力扶树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抑制佛老,才能使人们关心家国,增强向心力,使宗法等级制得以巩固,于是挺身而出,大声疾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