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范祖禹在所写的《唐鉴》中评论上源释事件时说：“自是以后，藩镇擅相攻伐，不复秉命，以天子不足诉也。唐之政令不行于藩镇，实自此始。”他认为自此唐廷在全国范围内丧失了权威。
此后藩镇兼并战争更加肆无忌惮，但此时的各地诸侯还没有上。升到“挟天子令诸侯”的形式，大多仍停留在上表干政的层次。但是在其后日趋激烈的藩镇对抗与兼并的过程之中，藩镇发现仅仅诉诸武力，不听朝命，并不能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大唐天子虽己名不副实，但其代表的中央旗号的威力和影响依然相当可观。若一旦控制李晔，不但可以假借天子之意发号施令，干预朝政，号令诸侯，还可在兼并过程中赢得对其他列强的政治优势，赢得奉诏讨贼、仗顺讨逆的舆论优势，从而获得战略主动，尽量避免引起其他诸侯的口实，减少对立面。如李茂贞在征讨山南诸杨，在对王建的争战中，就已经取得了“仗顺讨逆”的政治优势，其他诸侯对其行动持默许、观望之态度，不愿冒天下之大不匙。“挟天子令诸侯”的确是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
“挟天子令诸侯”不仅在理论上可行，而且还具有相应的政治环境。晚唐中央内部，天子暗弱，朝臣纷争，财饷不济，军力日衰。与之相反，各地强藩野心勃勃，自专财赋，招揽能臣，将士则长期征战，势如虎狼，战斗力当远在中央禁军之上。如此，朝廷与地方的力量失衡必然使藩镇产生“挟天子令诸侯”之心，而李茂贞为首的关中藩镇，更是近水楼台，首当其冲，。
早在光启三年禧宗驻辞凤翔三个月的时间内，时任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就有过挟持天子的打算。但李昌符欲挟持天子的举动，仅仅停留在固请天子驻跸，以专恩赏的低级层次上，还没有上升到“令诸侯”的地步。这是由于凤翔当时的实力和影响还不强，虽然具备了地利优势，但由于时机不到及李昌符个人能力的原因，自不量力的李昌符很快就与唐廷发生矛盾，被中央军所攻灭。但“挟持天子”由此渐露端倪。
在李曜看来，盘踞华州的韩建也不具备“挟持天子”的实力，他在地域上仅有同、华两州之地，在关中则长期依附于李茂贞。而李茂贞率军逼宫是促使唐李晔到华州依附韩建并形成韩建短暂“挟天子令诸侯”政局的直接原因，这是特殊情况使然。虽然韩建将天子滞留华州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挟持天子”，但韩建干政妄为，截留贡奉，致使宗室被杀，将相被斥，已经具备了“挟天子令诸侯”的政治特征。
李曜之所以特别提防李茂贞，是因为在原先的历史中，李茂贞在其长期的干政过程中，率军四逼京师，擅杀宰相，干预朝命，甚至谋废天子。其干政时间之长，为祸之烈，时所罕有。虽然他的干政遭到其他藩镇的干预或抵-制，但是对于野心勃勃的李茂贞并不会就此收手。他还欲将大唐天子置于掌中傀儡，达到任命百官，专权植政的目的。于是，他开始走上晚唐藩镇干政的最高峰——挟天子令诸侯。最终使得天子威信扫地，以及朱温的强力干涉两个直接结果。
而据李曜思考，李茂贞之所以敢于“挟天子以令诸侯”，并非出于偶然，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是李茂贞有这个机会。在天时上，汴、晋两强争衡恶战，无暇西顾；加之唐廷国力日衰，南衙北司纷争，内乱不停。在地利上，凤翔地近京城，旦夕且至。在人和上，北司宦官多依附李茂贞，为之内应。这都为李茂贞提供了“挟天子令诸侯”无可比拟的好机会。
其二是李茂贞有这个实力。历史上的李茂贞自光启末年雄踞凤翔以来，势力不断坐大。在地盘上，先后吞并天雄（秦州）、彰义（径原）、感义（昭武）、武定（洋州）、静难（邠宁）、保大（鄜坊）、保塞（延州）、义胜（耀州）等镇，还曾短暂控制或染指过东川、匡国（同州）等镇，关中的其他藩镇也多依附于他，是名副其实的“关中王”。在统治方式上，他任用家族势力，又广收假子，以此作为统治核心，作为其攻城拔寨、戍守一方的主要力量，利用血缘或拟制血亲的关系来加强统治。在军力上，凤翔等关中方镇多为边疆防御型藩镇，部队多是职业边兵，李茂贞又吞并了神策军的部分力量，兵力雄厚，战斗力远胜于中央禁军。
其三是李茂贞有这个胆量。李茂贞出身禁军，对朝廷虚实知之甚深。他自景福初年开始干政之后，跋扈妄为，不仅打败禁军，陈兵阙下，还擅杀大臣，干预朝命，甚至谋废天子，所以对于挟持天子他是敢于实施的。
正因为上述原因，所以李茂贞才开始走上了“挟天子令诸侯”之路。
其实根据李曜分析，李茂贞欲“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预谋应该由来己久。自乾宁二年河中争帅事件发生之后，李茂贞就着手开始制定“挟持天子”的行动。李茂贞伙同王行瑜、韩建三镇逼宫，擅杀执政，他一手策划废掉李晔，另立吉王，这是李茂贞欲将天子置为自己掌中傀儡的最初设想。只是他没料到，他的这番举动随即引起河东李克用的南下干预，废立计划胎死腹中。。
李茂贞见废立不成，遂采取留兵威慑朝命，伺机将李晔劫持到凤翔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