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也撰写书评评价说，当年《明朝的那些事儿》以致一时“戈书走红”，甚至有人开始筹办“戈学研究会”，并申请创办《戈学研究》学术丛刊，殊为可笑。
但就是这些对《明朝的那些事儿》不屑一顾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明朝的那些事儿》给中国史学界带来的变革。
得到公认的一点是——正是《明朝的那些事儿》的广播和出版，如同一匹黑马般闯入了当时教条色彩严重的文史界。无论是历史观，还是叙事技巧，都让当时的很多学者震惊，引起了史学界对于普罗大众的重视，革新了史学界的学术著作的种类。后世的历史读物之所以能非常多元化，戈文的这本《明朝的那些事儿》功不可没。
在两千年以后，给读者的感觉是《明朝的那些事儿》不那么突出了。但这可能是错觉，三十多年来，一直都有学者名流在各种报刊上推荐《明朝的那些事儿》的非常多。
而戈文作为史学家的另一个贡献，就在于他努力将历史研究从陈寅恪式的纯学术之高台楼阁中解放出来，以相对通俗易懂之方式进行普及，使大众能有兴趣去了解本国之史。
《明朝的那些事儿》在不失史家谨严的基本原则下，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
按后世大史家钱理先生所言“不知一国之史则不配作一国之国民”观之，戈文对树立国民历史性格功不可没！
几十年来，戈文在中国青年一代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知音。
《明朝的那些事儿》一直都是书店里销售最畅的历史著作之一，他所倡导的那种历史叙事风格，他对历史人物的多面性的深刻解剖，已经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很多走进社会的年轻人都这样说过，戈文是使他真正发现了历史学的美感与魅力的学者。
而人们常常可以在史学新秀的作品中发现戈文的影响。
正如《明朝的那些事儿》的结尾所言“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年青一代在和戈文一起走过那三百年风雨后，感动他们的，除了那些历史的荣光和激烈外，还有正确的历史观和可贵的正能量。
现今中国的中年以下的文科教师与大学生，很少有人不知道戈文的名字的。
这使人们想起了当年库恩谈到科学范式的革命时所提出的那个著名观点，即新范式取代老范式，靠的不是范式之间的你死我活的论战，而是靠它对新一代人的吸引力。
法国年鉴派大师马克·布罗克有一句这样的名言：“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才能，是对活生生的事物的理解能力。”
当你把对现实生活的感悟能力运用于考察历史中那些已经消逝的、你所不曾经历过的事物时，那些事物的意义就会在你的生活感悟力的观照下，呈现你的面前。
也难怪后人总会这样感叹——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名思想学者，一个文艺大家，一个非专业人士竟超越那么多史学大牛，成为史学界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名声最著的一人，真是一个“异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