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舍不得，而是让她们拖着裙布落在地上。
史书对汉文帝的这22年多的执政功绩做出了如下一段总结“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
我至始至终都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因如此，我才不想发生对匈奴的战争！
讲到匈奴，我真的有一肚子的怨气和冤气。怨的是天生匈奴，就是促进汉人进化的天敌，让我们这个国家屡屡被骚扰、攻击、掠夺，简直就像长夜里永远挥不去的梦魇！
后世有许多愤青甚至骂我软弱，不敢对匈奴做深入追击。他们之所以能骂出口，是因他们统计过：在我任内的国家，经长时期的休养，老百姓已有饭吃、有衣穿了，心里也有新想法了。这个新想法，当然是指可以向匈奴讨回中国的尊严！
面对这些零零碎碎的指责，我就在想：在生命的长河中，生存权和尊严权，同等重要。但如偏要在这两者中选出一个更重要的，那你们会选哪一个呢？是人民生存权还是国家尊严权？
是的，我们是受到匈奴三番两次的掠夺和骚扰。但自我老爹刘邦，甚至吕太后以来，我们汉朝基本上达成了一致的国家发展方略：在国家尊严的底线下，允许匈奴的无理挑衅。我们的底线就是：不把战争扩大化，不使国家失去一寸领土！
本来就是嘛，匈奴爱抢，我们就花点钱消灾，这也是无可厚非的。邓老曾经说过：中国要想走向富强，必须韬光养晦一百年。其实在两千多年前，我们汉朝也是这么干的。我们暂时的和亲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幼鸟成雕、幼虎成王，我们就可挺着胸膛这样说：匈奴，你等着！
我相信，汉朝人终会等到这一天的！我在霸陵底下静静地躺着，我渴望等到这一天！因我们已有几代人忍辱负重，等待的就是这一天！
刘恒驾崩，汉朝又有得忙活了。第一件要忙的当然就是皇太子登基变皇帝。9日，32岁的刘启正式登基成汉景帝，尊薄氏为太皇太后、窦氏为皇太后，立薄太后之家女薄氏为皇后，太子之位暂且空缺。
本年，大汉朝的最后一个异姓王、长沙王吴著去世。因无子而国除。从汉高祖刘邦徙封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至今，长沙国共传5代45年：吴芮、吴臣、吴回、吴右、吴著。
汉朝第二件要忙的活是组织专家小组评估先帝的生前政绩，以给他戴两顶重要的帽子：谥号和庙号。
所谓谥号，指的是皇帝驾崩后，专家小组集体讨论给皇帝起的外号。这套方案是周王朝发明的，有着严格的规格和标准。后来被秦始皇废除。秦亡汉兴之后又被刘邦恢复。而庙号则是因为对一个朝代来说，皇帝会越来越多，这些人死后不能都挤进一个庙里，必须各立新庙。然而新庙犹如盖房子，不是想盖多高就盖多高，当论功而盖。于是每个庙就有了不同的庙号。庙号主要有两种：祖和宗。一般情况下，打江山的才能叫祖；坐江山的都是宗。所以刘邦被称为汉高祖。可后世坐江山的皇帝太多了，也不能只叫一个宗字就行了，也得分不同档次。
汉景帝元年（BC157）10月，经专家小组最后讨论决定，丞相申屠嘉领衔上奏：刘恒的谥号为孝文皇帝、庙号为太宗。
汉朝第三件要忙活的就是普天同庆。汉景帝元年（BC156）4月12日，赐天下百姓各一级爵。22日，大赦天下。5月，减免百姓一半的田租，由十五税一降为三十税一…这些都是所有皇帝登基必须要做的几件好事。除此之外，刘启还多做了一件好事——减刑罚。
关于刑罚，刘恒生前已废除了肉刑。然而刘启却认为：这貌似轻刑，实则杀人！刘启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因刘恒规定：凡刑砍左脚趾的，改鞭打五百；应割鼻子的，改鞭打三百。刘恒以为劳改犯就此只吃点皮肉之苦，少了些短脚少鼻之苦。这样无论对谁，都是有好处的。可事实呢？这些劳改犯根本就没几个人能顶得住三五百鞭的。所以不被鞭死，也多成残废，最轻的也会落得个鞭打后遗症！于是，本来只是少脚缺鼻的，现在竟被活活打死。做好事变成了做坏事！
刘启认为这怎么行嘛？于是马上下诏：鞭打五百下的，改打三百；鞭打三百下的，改打二百…如还是没人能顶得住打，那就只好下次再各减一百了。我想：刘启心里应已做好了这样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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