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的谋蓄落到实处，否则就是镜花水月。
然而本次军事行动，虽然有三个月的筹备期，并不意味着可以攒齐三个月的军事行动补给。近来的料罗湾一役，虽然沉重的打击了荷兰殖民者的嚣张气焰，活捉了特罗普等海军将领，金乡军底子薄，经济基础差，不适应全面开战的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不用汪才枫过来提醒，晏世轮也知道，连续用兵，尤其是频繁出动耗费银钱巨大的海军部队和飞艇部队，金乡军又已经面临着破产的危险了。
虽然此时大陆各大城市的基隆商馆。每个月都有颇为丰厚的利润进账，还有朝鲜、日本、东南亚、欧洲航线也用各式各样的土特产，换回来大量的真金白银。但是，短时间内赚的再多。能有已经开海近百年的荷兰人多？虽然金融市场、证券业务的齐头并进，但是在阿姆斯特丹的交易所当中，刚刚有了一席之地的“金乡财团”还不是这些老牌资本家的对手，时间，还是时间！晏世轮总是无奈的慨叹。众多的历史事件就要在明年发生，自己虽然严重干扰了欧洲的历史进程，但是大明还是依照历史巨大的惯性，维持着一个方向继续向前走着。自己的金手指，无论如何点拨，只能掀起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波澜。
别的不说，光是来回运兵的消耗，就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
同时还要面对金乡军内部的建设需求，还有各地增设的下一级幕府，增设幕僚。全都是钱啊。
而且如果此事不成，待到崇祯二年(1629)十月，后金将兵分三路，一路攻打入大安口，;一路攻入龙井关，一路攻打洪山口，明参将张安德等败逃，张万春降。蓟州被围，十一月，京师戒严。从这里开始。后金似乎就势如破竹了。
同时自己如果不“拿下”旅顺，袁崇焕将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在双岛杀毛文龙，并用自己的亲信接管东江镇，还将东江分为几个协。使之不能形成统一的指挥。这是自己更不能看到的。现在力量已经如此分散了，为何还要再“擅杀大臣”呢？还有没有朝廷的威严了？这可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在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候罗列了所谓的“十二条罪状”，基本都是袁崇焕胡诌的，剩下的放在袁崇焕身上似乎才正合适。朝廷先后数次查核毛文龙的兵马，就在崇祯元年才核查过一次，而且天启帝和崇祯都有过旨意。对毛文龙粮饷从宽，因为东江镇有屯田军，是收留辽东流民的，所以东江镇不比一般军镇；而袁大人出关督师的时候还请崇祯撤了巡抚，毛文龙官拜左都督，东江镇还涉及朝鲜领土，且是毛文龙带两百个家丁开创出来的，没有文官又有何妨？偏要体现出他袁督师的英明指挥吗？另外，如果要谈“祖制”，按照明朝的制度即便谁有尚方宝剑但要杀三品以上大员也必须上报朝廷，毛文龙官拜左都督、总兵、赐尚方宝剑，不仅在三品以上，且同样是有尚方宝剑的节将，别说是杀，要节制都需要中央协调，而节将杀节将更是明朝几百年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崇祯让袁崇焕出关时分别收回了王之臣和满桂的尚方宝剑，但却没有收回毛文龙的，这就是不让袁崇焕干预东江镇的事情。
而且列出的条条罪状十分可笑，又十分讽刺，袁崇焕在崇祯元年出关以后请求崇祯将东江的军饷先给他，再由他来发，崇祯同意了。可袁崇焕一上台就足足克扣了东江好几个月的粮饷，饿得东江镇“人皆菜色”，最后只按照“二万八”给粮饷，这个数字还不及前几次朝廷查核毛文龙兵力时一个岛的数字，而且朝廷只清点马步两军，东江的水师全不算在内。等袁大人杀了毛帅以后自己清点发现确实远不止“二万八”，于是袁大人接管东江以后军饷不降反增。
其余几条“罪状”，还有一条让晏世轮十分愤怒的是“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这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所谓“不能复寸土”倒是符合袁崇焕及其手下的骄兵悍将。同时也否认了袁可立抚登时节制毛文龙的成绩，这是不客观的。其实也就是袁督师的一厢情愿。毛文龙最关键的还是因孤悬海隅，与熊廷弼的整体防御战略缺乏配合，毛文龙擅自攻打后金的镇江，扰乱了整体战略部署，引起明朝内部派系纷争。毛文龙拥兵自重，在朝廷银饷粮秣无济时，以“开市营利”的办法自筹给养，这便造成朝野的猜忌，诬他“能敌叛国，课税自肥”，终至酿成枉杀毛文龙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毛文龙在天启四年（1624年）以前的顶头上司是登抚袁可立。在袁可立抚登之初，毛文龙崭露头角，取得过一些战绩，并屡次获得袁可立的接济。当其之时，“一方豪杰皆在老公祖（袁可立）幕下”。袁可立运筹帷幄，指挥大将军沈有容、节制悍将毛文龙多次挫败后金对明朝沿海一带的侵扰。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袁可立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并受到朝廷嘉奖，是登莱十四任巡抚中最有作为的一个。在抚登之初，袁可立出于三方布置辽海防御的全局需要，在朝中多次替毛文龙募兵请饷，他说道：“登抚袁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