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晃便进入了1877年。
萌总裁7岁了。
西南战争是发生于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2月至9月间的一场战争。
是明治维新期间平定鹿儿岛士族**叛乱的一次著名战役。
因为鹿儿岛地处日本西南，故称之为“西南战争”。
明治初年，日本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旧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当时的明治政府面临着三方面的压力：
首先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仅仅靠萨摩藩、长州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政府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
其次，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时日本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无疑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
第三，维新之后，日本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期，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争权夺利。
政府中以木户孝允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日本。
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
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还版籍”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不再为自己所私有，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
本来，这些东西，都是萌总裁开始向伊藤博文取经效法的。
萌总裁的华国制度，一方面来自，英国，德国和现代的一些制度，一方面也来自于日本。
但是，现在华国明显在制度方面走到了日本人的前面。
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1868年12月11日，明治政府下达“藩治职令”统一各藩官制，强化政府对藩的监督控制不受门第和旧习限制，提拔人才藩政与藩主的家政分离，接着又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一起推行“奉还版籍”同时要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贡献兵力，设立御亲兵后又实施“废藩置县”。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从总体上看，主要矛盾有：
1、开国政策与“攘夷”派之间的矛盾。在倒幕运动时期，维新派以“尊王攘夷”为纲领，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第三条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他们采取暗杀来清除政府内的开国派。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在后来的叛乱过程中，也多有攘夷派参与。
2、征兵制、秩禄处分与士族生存危机。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这也是西南战争的主因之一。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完成军队国家化。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以鹿儿岛县原萨摩藩为例，原藩常备军共计步兵16467人，炮兵511人，其他辎重、骑兵1190人。而取代旧藩兵的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共计常备军四个大队，兵员不超过4620人，规模大大缩小。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虽然退伍回乡军士可拿到一笔遣散费，但仍然引起了士族不满，明治六年的福冈士族暴动就是一例。
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政府年度支出的2030明治六年，政府的地租收入6000万日元，而家禄支出达1804万日元，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府运转明显不灵。政府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