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他们也并未因自己既有的经济地位而去积极维护现存的封建制度，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与幕府和诸藩同呼吸共命运”。
在幕末出现的“佐幕”与“尊王”、“开国”与“攘夷”等重大政治课题面前，作为握有强大货币资本的町人阶级，他们对上述的“政治课题”，虽然因地域差别，贫富差别以及当时的利益关系等缘故认识并非完全一致，但也表现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倾向。
对于町人阶级而言，“佐幕”与“尊王”问题首先是对幕藩统治的态度问题，而对幕藩统治态度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对士农工商身份制的态度问题。
在近世伦理思想史上。元禄时代曾有伊藤仁斋，井原西鹤、西川如见等代表町人对幕府的身份道德发起挑战。
享保改革后，町人学者石田梅岩提出了“四民职分平等论”，大阪怀德堂学派打出了“不论贵贱贫富，一律视为同辈”的平等精神旗帜。
化政时代(1803—1830)，以式亭三马、司马江汉等为代表的化政町人又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封建身份制的思想。
这些可说都反映了町人对幕府等级身份制的鲜明立场。
这种反封建身份制的思想和精神，到了幕末不仅发展为鄙视武士的思想意识，而且表现为鄙视甚至侮慢武士的行动。
《藤冈屋日记》记述了许多町人鄙视、侮慢武士的事件，有武士进店吃饭因计较饭菜量少而受讥笑的，有因买衣服要求减价而受侮慢的，有因听到炮声打颤而被町人嗤之以鼻的，还有因对町民无理施暴被打得半死的等等，说明“在町人中广泛流行鄙视施政阶级——武士的意识已成为幕末的一种时代特征”。
町人这种鄙视武士的思想意识，诚然是基于武士经济的贫困化、武士武力的懦弱化、武士政治的**以及町人经济、文化力量的增强产生的。
但其精神动力，无疑是来自于他们对等级身份制的反抗意识。
与这种轻蔑武士意识的扩展同步，幕末町人对幕藩统治的反抗斗争也不断兴起髙潮。
町人反幕斗争，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武士町人化和农民的商人化，以及大批农民流入城市，到幕府末期，町人阶级的成分与初期相比已经有了较大变化，加之即便是原来的城市町人也在2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使町人阶级内部产生了不同的阶层。
因此，在诸如“打毁”、“改世”(日文写作“世直”)等所谓“都市一揆”的反幕府统治的斗争中，由于当时不同的利益关系等缘故，富裕的上层町人与贫穷的下层町人的态度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有时上层町人还成为被下层町人“打毁”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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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与下层町人之间的矛盾，毕竟属于町人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不是幕末政治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他们在“佐幕”还是“尊王”这种大原则问题上的政治态度，并没有根本的分歧。
也就是说，作为町人阶级总的政治倾向，是支持所谓“王政复古”的“尊王”，而反对既有的幕府统治。
当然，总的政治目标一致未必就斗争形式相同，加之由于町人阶级长期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而造成的参政意识淡漠，使得町人反抗幕府统治的斗争大多是围绕自己切身利益展开的。
贫穷的下层町人主要通过“打毁”、“改世”等所谓的“都市一揆”形式，反抗、打击、动摇幕府的统治。
富裕的上层町人则主要通过经济力量和手段反抗、瓦解、动摇幕府统治和“以经济支援者的身份”协助、支援“革命军”倒幕。
幕末町人阶级反抗幕府统治的斗争，在“天保改革”时就掀起了髙潮。
天保十三年(1842)春町人写的《阿房艰难经》中尖锐批判幕府的政治，各色贿赂，权门流行，诸家献金，多多益善……
而町人与他町买卖，不得融通，困难重重，致使店铺昨设今撤，到处搬迁难得定所，家妇不知如何是好。
表现了町人对幕府统治者**行为及其恶政的愤慨和批判。
然而对幕府统治直接造成有力打击的，应该说是以下层町人和城市贫民为主体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都市一揆”。
从整个江户时代看，以下层町人和城市贫民为主体发动的“都市一揆”，比以农民为主体发动的“百姓一揆”要少得多。
据青木虹二和原田伴彦的统计，也有420余次。
江户时代中期后的“都市一揆”，可说以享保十八年(1733)年江户发生的“米騒动”打毁运动为肇始，到18世纪后半叶以后不断增多，尤其是天保年间(1830—1844)至幕末，更加频发和激烈。
“都市一揆”爆发的直接契机，多为发生饥荒、米价飞涨，以及反对幕府或诸藩横征暴敛“御用金”之类强化苛捐杂税等政策。
其表现形式，既有如大盐平八郎(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