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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民本思想一方面表现在对“民”的“关注”、“重视”上，主张“重民”、“爱民”、“以民为本”；另一方面表现在他们对统治者的“德”和“贤”的要求上，主张实行“德治”、“仁政”。[]他们所突出、关注的不是贵族威严，而是平民意志；不是贵族权益，而是平民命运。具体而言，儒家的民本思想表现在：
首先，统治者必须想到人民，为了人民，关心人民的利益。孟子曾说：“民事不可缓也。”，针对苛政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他呼吁统治者要“救民于水火之中”。要求统治者实行“德治”、“仁政”，慎刑罚，薄赋敛，处理君民关系要做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甚至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暴君污吏欺榨百姓，在儒家思想中是不承认其政治地位的。
其次，天命即人命，人民的意志便是统治者合法性的唯一依据。人民有权选择他们喜欢的君主。比如齐宣王攻打燕国，获胜后问孟子是否应该吞并这个邻国。孟子把人民的意愿和利益作为决定条件，他说：“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这说明统治者必须注意倾听人们的意见，而不能任意妄为。
第三，儒家认为民心向背决定统治者得失天下，所以，统治者必须赢得民心，才能得到天下。统治者不能使用武力来对付人民，应该爱民、护民，不以威摄来使人民畏惧。只有人民自觉自愿地支持，统治者才能有效地统治，国家也才能长治久安。正所谓“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作为统治者必须做到“足食、足兵、民信”，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儒家思想中一条重要的规律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因而“得人心”在统治策略中是远比法律程序更为重要的因素。
儒家的民本主义是一种相当理性而早熟的思维方式，但是这种早熟的文化，对于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不太成熟的民族来说，人过早从神或超自然的畏惧中解放出业来，结果有可能使人滋生出毫无节制的**。没有外在权威的干预和牵制，人有可能毫无顾忌地充当权威，争权夺利。这样从结局上说并不能达到爱民的目的。另外“天意即民意”的观点虽然在理论上肯定了人民的意志是统治者行使权力的依据，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因素。但是在封建社会，由于没有民意的选举制度，因而任何征服者都可以在杀人盈城之后自诩为“天意”。国家大一统后，百姓也无自由选择的可能，“民意”的表达便成了问题，统治者可以作这样的循环论：即代表“天意”者必成功，成功者便必然代表“天意”；既然“天意即民意”，他也就必然代表了“民意”，“民意”于是沦为可以强暴的对象。
也就是说，思想是具有先进性的，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是思想的先进性不能彻底决定制度的先进性。
这一点是任何思想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尤其是早期儒家的那些思想家，在这方面构建思想理论的时候，把天下人都认定为‘圣人’，把理论构建在人物道德水平达到一定阶段基础上，这就好比是空中阁楼，虽然在规划之中看似金碧辉煌甚至是高耸入云，实则不过是海市蜃楼，镜花水月罢了。
打个比方，大家都知道，世界一切不外乎主观客观也就是物质与思想。
在思想上面的问题，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事情，而类比到物质上面则更加清晰一点。
物质方面的理论是已经被无数次著书立作，甚至作为当今各国社会制度的指导思想所教授与众人。
合适的社会制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适合的社会制度约束生产力的发展。注意社会制度一般只有合适不合适之分，而没有好坏之别。当社会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就会推动新的合适的社会制度出现。
这个生产力，说的就是物质层面。
但是，生产力层次推动社会制度的过程是间接的，而思想理论则是直接缔造社会制度的纲领。
毕竟，就算是发展到社会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时，也需要有思想指导才能构建更新的更加健全的社会制度。
而历来历史表明，哪一个国家率先进入先进的制度，哪一个国家的升查理就能够领先于实行落后制度的国家。
也就是说，越早的能够发展处先进的社会制度无疑是有绝对的优势的。既然是要早，自然是不能等到兵临城下，社会制度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再去推动新的合适的社会制度出现。诸如清末被吊打了，采取研究维新之类的事情，亡羊补牢，却是为时已晚。
所以说，这个时候思想的先进性就是非常有必要的。
从原始社会起，几大文明古国率先进入‘神主社会’，表明了他们更早的学会了思考，也能够以‘神’的名义组成大规模的社会体制——‘国家’。因此，他们能够迅速提高社会升查理，兵遥遥领先于那些还处于‘蛮主社会’的团体。
‘神主社会’之所以比‘蛮主社会’先进，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这时候人类学会了思考。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