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现在看寒浞属性给的还是很不错的，不单单是单纯的说以家臣的身份或是以奸臣的身份篡夺后羿的权势，能力不会给这么高的，想来多少也是参考了另一种说法的关系。
“我关注的问题是，这算历史人物吗？”鲍鸿疑惑道，“还是说他的确是在史书上记载的人物？或者说，接下来这种远古传说中的人物也会不断出现？”
实事求是来说，对于夏朝的性质，一般来说争议还是比较大的，不说存在于不存在的争议，即便是大夏是属于国家性质还是部落联盟形式也是难以定论的问题。
正如鲍鸿所说，追溯到大夏这边，这些事情实在是说不清楚到底算是历史还是传说。
大夏再往前，都能够开始三皇五帝时期了，这简直就是越来越神话了。
“以史书而言，对于三皇五帝，夏商周的人物认定，基本上系统资料库也是以周朝的几本史书为主，另外就是赫赫有名的史记了。”系统介绍道，“中国西周末年各诸侯国已有历史记载，如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鲁国之春秋等，墨子里面说墨翟曾见过“百国春秋”。”
“不过，晋史乘、楚史檮杌等属于本国内部的歌功颂德，没什么实质性的内容，而且这玩意据说可能仅仅是后人根据左传、国语、说苑、新序及诸子书汇而次之，其伪不待辨。”系统继续说道，“相对来说，参考度最高的基本上就是春秋、左传、战国策、竹书纪年等。”
春秋最初原文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有序。就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内容作为“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作者认为春秋是孔子所作，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有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榖梁传。
左传记述的历史跨度很长。其包括春秋时代的历史，“可是它讲的绝对不限于这段历史，实际上也涉及了从古史传说一直到夏商周三代各方面的历史。这方面的历史如果今天没有左传，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整理清楚。”对于了解，研究上古史、古史意义非凡。
左传佐证了不少重要的考古发现。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的大鼎长篇铭文记有：“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实际上古书里有王子午，即令尹子庚的只有左传”再就是1973年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一件铜钟，其上铭文残缺，记有“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很多学者都讲不懂。而“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左传”。“竞平王之定”就是“景平王之定”。景平王就是楚平王，就是伍子胥鞭尸的那个楚平王。“竞平王之定就是楚平王的儿子名字叫定。”
而春秋本身则不是历史学著作，乃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与之相反的是，左传是信史。晋武帝咸宁五年，杜预看到了汲冢竹书新发现，谈到有竹书纪年，“诸所记多与左传符同。”人们认为“杜预从他的研究出发，读了当时新出土的纪年，加以比较，证明了左传的正确性。”
而在这里，就提到了竹书纪年一书，从杜预或者其他人的言论里，不难看出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竹书纪年的精确度还在春秋或是左传等之上。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亦称汲冢纪年，被盗墓者不准所发现的编年体史书。当时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竹书纪年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279年的西晋，一个位于今日河南省的魏王墓被盗挖，盗墓者被捕之余，亦同时让墓里的大批竹简出土。当时国家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晋武帝命令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负责翻译竹简。
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每简四十字，凡十三篇，起于黄帝，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期间又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为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多记晋国与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