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黄山河默默地不说话，岑宇桐又一指刘扬帆，说道：“老付他们采取有些过激的办法，无非是要拿回他们该拿的，现在他们已经委托刘律师全权处理讨薪的事了，而刘律师也他会提出具体的方案，希望事情得到尽快解决。”她说后面的这句话，是为了提醒付通他们，不要再冲动，交由律师才出面是明智的。
刘扬帆道：“黄经理，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我们律所决定免费代理付通这个案子，所以现在我的意见就代表了付通的意见。你我都知道，如果走入严格的法律程序，惊动有关部门，再加上媒体的介入，事情只会越闹越大。
“所以我主张我们双方先自行协商。如果协商调解能解决问题，那么就不必再找劳动仲裁部门。但实在协商不了，我们也只好找劳动仲裁部门仲裁，要是劳动仲裁部门还协调不成，找法院立案、找法院执行局强制执行，到了那地步，该怎么办，我们还是要怎么办……
“黄经理也明白，事情越拖越久，对双方都不利。你刚才说了，有些事你决定不了，这我相信。不过，先沟通沟通，大概地说说彼此的底线，总归对进一步的谈判有好处。”
刘扬帆说得在情在意，黄山河回应道：“这个事呢，你们真是误会了。我反复说过，你们要工资，得找中海公司，说句难听的，老付，你的兄弟该找的人是你。我们天启因为工程验收不了的事呢，还在头痛，只有等工程验收下来，我们才能将尾款拨到中海公司。然后由中海给老付，老付再支付工钱给兄弟们。刘律师，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刘扬帆道：“黄经理，这确实存在着一个三角的关系。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付通带着他的兄弟们找天启要工资，也并没有错。”
黄山河道：“这我就不明白了，付给工人工资，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出钱找建筑公司建房子，与我们对接的是中海公司。房子不行，我们就要找中海公司追责，至于中海公司再转包了项目，转包给什么人，有没有资质，那应该是他们去理清……明明是很清楚的道理，怎么反倒赖到天启这里呢？”
此话一出，付通等又不依了，立即炸开：“我们活也干了，验收不了，说不定是你们设计图纸本身也有问题，难道还得我们负责？中海说了，他们没钱，你们有钱，让我们找你们要！”
黄山河问道：“我冒昧地问一句，中海公司在拒绝付你们工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说辞？”
此问令付通语结。因为他是个带兄弟们打零工的包工头，并没有执业的资质，而中海公司正是以此为由，说之所以拿不到尾款也有付通无执业资质的缘故，怂恿付通直接来向天启方面要钱。此刻黄山河有恃无恐地这般一问，正是拿到了他的七寸。
见付通不说话，黄山河有些微的得意，于是又补了一刀：“另外有件事，刘律师应该想得到，如果工人们都有签劳动合同的话，维权时会比较有利。当然，这和天启还是没什么关系，因为欠薪的并非我们天启。付先生，不知道你和你的兄弟们、和中海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了吗？”
显然，黄山河一直在假装为难、假装真诚，应对这类事，他可在行了，说的句句都是毒点。农民工维权，始终都是个大难题。房产开发商将工程交给建筑商后，建筑商往往会对工程进行层层转包，一旦发生欠薪事件，便相当于产生了许多诉讼的主体。而这些承包商通常会展开“踢皮球”，造成长时间的拖延，使农民工的维权成本持续升高。
此外，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强和层层转包等原因，使得真正签订有效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少之又少。许多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的农民工并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解决劳动纠纷的取证十分艰难，律师们最后甚至只能将农民工的工资表、考勤记录当作间接证据呈给法庭。
正因如此，即便是能打赢官司，前期取证调查需要的时间实在太长，等到用工方的官司了结，维权事件启动后也还得要走完包括强制执行的14个程序，面对繁杂的程序，许多农民工会失去耐心，因而采用了别的方法——这就是花式讨薪背后的真正原因。
这些，刘扬帆自然很清楚，他回答黄山河道：“这个黄经理多虑了，无论是在协商阶段，还是以后可能走向法庭，我们都将用集体诉讼的模式来处理这个案子。”
所谓的集体诉讼，也叫代表人诉讼，是指多数成员彼此间具有共同利益，因人数过多致无法全体进行诉讼，得由其中一人或数人为全体利益起诉或应诉。
除了首席原告外，其他受害者都不需要直接参加诉讼，甚至都无需知道有这样一个诉讼案的进行。一旦赔偿额确定，各个受害人都会按照比例得到赔偿额。并且，任何不愿参加集体诉讼的成员必须亲自申请退出，否则就算是自动参诉。这样打一个官司，就不需要很多人参与，律师只需要和首席原告交涉就可以了，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协调成本。
这些专业名词，岑宇桐当然不太懂，所以昨天晚上，她做足了功课，特地去问度娘恶补了下，才勉强过关。而黄山河却是很明白得很，听到“集体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