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叫苦，称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
而这太上皇身边的宠臣也不安生，素来彼此勾心斗角，南逃之后恶习不改，仍旧相互倾轧。早在到达泗州之初，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他“诈传上皇御笔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
高俅对这道御笔深表怀疑，拟面见赵佶，“亦复艰难”。
后来高俅所带禁卫兵欲跟随帝辇南下，“童贯遂令胜捷亲兵，挽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
高俅只得留守泗州，控扼淮河，“于南山把隘”，而童贯麾下为赵佶保驾的胜捷军兵大多数又是西北人，他们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
因此赵佶如今在东南，可谓是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危机四伏，兵变、民变一触即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