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计划，和珅并不打算长期瞒过沈七。
只是因为沈七过于年轻。过于年轻的年轻人，长辈倘若硬逼着他去勾搭一个他不喜欢的女孩子，很可能会把整件事情弄砸。
所以和大人一开始什么也没说，单单就安排沈七多往萨克森爵士府上走动。
另外，多看看地球仪，把一系列重要坐标牢牢记熟于心。
然而沈七还是从种种蛛丝马迹当中，隐约猜出来一些苗头。甚至还想到了一些比和大人所想更好的主意，却因为和大人很多话都不肯过早说得太透，沈七的想法也就只好憋着，没能说出口来。
和珅虽然聪明，终归属于是小聪明，算不得胸怀全局的宏大智慧，且又是个文官和佞臣。委屈求全的时候特别的多，壮士断腕的决心完全没有。
沈七却是来自于社会底层的船工出身，因为大明禁海和大清禁海的缘故，两百多年来浙江舟山定海县的船工子弟，天生就带有类似于黑涩会分子的边缘化色彩。
因为按照两百年来的政府法令，船工这个职业在理论上其实应该是被消亡的。只不过中央政令在很多时候都是专供下级官吏敷衍应付的一纸虚文，根本无法真正贯彻实施。尤其是某些本身就很荒谬的昏君乱命，基层比较务实的干部对中央精神阳奉阴违其实也算一件有良心的善举。事实上无论明清两朝如何禁海或者靖海，沿海的渔户照样会出海打渔，渔船上照样携带所能携带的尽可能最强大的武装。
所以理论上早该消亡的船厂并没有如理论那样自行消亡，江南沈家一直在发展在壮大，该修的船照修，该装的武器照装。因为不合法，所以被迫边缘化。
就像21世纪的黑帮电影表现的一样，小型草根黑帮一眼看去就是一群小流氓组成，大型的牛掰黑帮从外观上看起来基本就是一家很正经的公司或者集团公司。
沈家就是1794年比较大型的那种并不曾犯过什么凶残罪行，但确实是严重触犯了朝廷律令的所谓犯罪集团，看上去，却又好像是家底相当殷实也十分奉公守法的当地富商。
乾隆朝的晚期天下皆腐，官官相护。因为每一个地方官都在偷偷地违抗上头下达的昏君乱命，所以一人有难，十人百人都会给力援助。中央下来的肃贪钦差基本上抓不住任何一个大贪小贪，因为任何一个小贪被坐实了贪污罪名，都会招供出一连串的犯罪关系网。于是某同仁一旦有事，所有大大小小的官吏都会踊跃站出来为当事人提供看上去相当清白的伪证。这就形成了官官相护的地方攻守同盟。
江南沈家掌握的工艺技术自然蕴含了极大的商业价值，几乎可以说是眼下这个风帆时代第一值钱的技术。既然这么值钱，当官的当然要插手，不插手的都是傻的。于是江南沈家在官场上的黑暗关系网，范围拉得很开，其黑暗的程度也是相当的深邃。
沈家船厂掌握的技术含量介乎于手艺和工艺之间。换言之，介乎于农耕文明时代的手工作坊与工业文明时代的工厂之间。
这其实并不是沈家人靠着勤劳或者天赋自主研发出来的技术成就，而是来自于历史的赐予。在江南一地有限制地放纵工商业自由发展，自南宋以来，大中华文化圈历届政府一直奉行着这么一项基本国策，史称为资本主义萌芽。
宋元明清历代政府都把江南当作了改革搞活赚钱的特区。在长江三角洲以及长江三角洲辐射的一部分地区，全国通行的很多法律法规被默认无效化，从皇帝到御史到总督到巡抚到县令，对很多事情睁只眼闭只眼，一味的只是要赚钱，要为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贡献更多的税收。大宋的江南女织，大明的江南机工，大清曹寅家曾经担当过的所谓江南织造，全都是这么个属性。这样的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停滞于萌芽阶段，最终也无法进化成真正的工业革命，乃是因为历代帝王和若干贤臣良将们，没有一个敢于将这样的尝试推向全国。
江南特区见不得人的阴暗面非常之多，地方官根本无法约束。还好大中华全国拥有相当强大的国家武力，并不特别担心江南一地会造反。姑且念在这地方特别能创收特别能创税的面子上，将各种乱象勉强包容下来。
让全国都富起来同时也都乱起来，这样逆天的事情谁也不敢。于是大中华扼腕错失了领先世界的机缘。
这并不是一度错失，而是大宋大明大清一再错失，数百年的屡屡错失。其实，事情的本质早已不是什么错失机缘。落后挨打其实是注定的宿命，习惯于依靠儒学纲常思想来统治人心的传统手段，这时候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生产关系。谁也负不起天下大乱的滔天责任来，于是谁也不敢将江南创税模式推广全国。这既是当官的一种敬业责任心，也是一种腐朽和保守。这是不可改变的宿命，就算郑和当年偏航了一百八十度，不小心比西班牙人抢先几十年一头撞上了美洲新大陆，迹近于胆小怕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管理哲学摆在那里，中国人还是会输掉大航海，还是会错过工业革命。
注定落后注定挨打的宿命种子，其实早在秦始皇首次实现大一统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