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辗转到了安徽后不久，姐姐们就准备向重庆转移了。考虑到妈妈年纪已较大，准备带我一起走。临走的那一天，她们还特地准备了一罐当时已很希奇的饼干，好哄我。我吃着饼干。突然大哭起来，不想走了。无论妈妈和姐姐们怎么哄也不行，眼看到了班车的时间，姐姐们只还先走了。但过了时间不长，她们又都回来了。回来就一个劲地夸我是小福星。原来经我这么一闹，她们错过了一班车，而她们错过的那一班车，一开出就被鬼子的飞机炸了，一班车没几个幸存的。
转眼过了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姐姐们已转移至重庆了。皖南只剩下我和爸，妈，还有小哥哥四人。我开始在徽州城里上小学，妈妈每天送我去，爸，妈，小哥哥谁有空谁接。好景不长，日本鬼子的飞机开始轰炸徽州城了，我学又上不成了。我和妈妈常躲在防空洞里，盯着看鬼子的轰炸。鬼子的飞机每次飞来，先围着轰炸的目标转几圈，然后飞机屁股一沉，像鸡下蛋一样，扔下一颗颗罪恶的炸弹。。。。。。我当时想，如果我们的飞机，趁鬼子飞机“下蛋”的时候，把他打下来该多好！但我哪里知道，当时中国集弱集贫，有的部队连枪都发不全，更别说飞机了。
（二）。
随父亲迁到泾县后，我才又继续上小学。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当时的的国语（语文）课本是赵欲仁编的（原来妈妈那时就开始接受“赵家的教育”了）。当时，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很远，小学没有住宿条件。每天上学十几里山路，放学十几里山路。现在，人们都说安徽的山水很美，但我们那时好像面对的是走不尽的山路！由于我是城里的小孩，从小没经过走山路的锻炼，到今天，我小腿的不少静脉曲张。平时走走路还行，不走路，就像有一团团蚯蚓在皮下，很不雅观；在皖南，由于长期吃不到海盐海货，我还得过“大脖子病”，爸爸托人费了老大气力，找来点干海带给我吃。由于当时吃得太多，现在我闻到海带味就反胃。。。。。。
走山路也有走山路的乐趣，就是路旁的小野果常吸引我们去解馋。我当时最喜欢的是野山栗，按我们苏州人的叫法叫“毛栗子”。野山栗比现在大街小巷叫卖的熟粟子要小的多，但生吃要香甜的多。。。。。。
(三）。
初中开始是在黄村中学上的，上初中可以住校了。虽然住宿条件极其简陋，但总算不要一天跑几十里山路了，我还吃上了“十人一桌”的伙食。其实所谓的“十人一桌”，实际上就是“十人一圈”，也就是十来个同学找个干净点的地方，席地而坐，中间放一小盆豆豉(chi)——盐腌过的黄豆当菜，饭是稍干一点的稀米饭。但就这么点吃的，当时学校外面很多人还吃不上呢！
（四）。
抗战胜利的那年，我已随父亲迁移到绩溪上学。在绩溪，无论是学校同学，还是我家住的地方，好像大多数人家都姓胡。
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和爸爸妈妈就从绩溪出发，告别了呆了八年的皖南，回苏州老家。
爸爸租了一条乌蓬小船，载我们三人和一点在皖南用的日常用品。船家准备一点简单的饭菜，一路不下船。具体走的是那条水路我不请楚，我只记得船是通过严子陵钓鱼台拐弯向苏州去的，而且沿途的山水非常美。。。。。。
船行途中，沿岸时常还响有枪声。船家害怕地说，那是各种各样的兵匪！但我们一家人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们觉得，没有了日本鬼子，再什么兵匪，他都是中国人，有什么好怕的？
（五）。
船行了好几天，我们才回到苏州沧浪亭旁的家。可此时家中已是一无所有，只有遍地的破烂和垃圾。幸亏我们随船带的一点在皖南用的日常用品，否则又要吃不好，睡不着了。这时又错过了开学的时间，我只好呆在家里，休学一年。
1946年，远在海外的二姐，身在内地的五姐，小哥哥都与苏州家里有了联系。三姐的一家从重庆回到上海。我和妈妈就搬到上海三姐家住。因觉得在皖南到处搬迁，学习不够扎实，我在上海复读了两年初中，48年开始上高中。
那段日子，我仿佛又过上了“大小姐”的生活。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走在上海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去上学，住的是当是三姐夫就锗的“中国银行”的公寓洋房，妈妈每天安排佣人，做好苏州口味的饭菜，等着我们下班，放学回家。爸爸也已调到上海市郊的松江法院工作。每个周末，他坐火车回市区与我们团聚，一家其乐融融。
（六）。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我好像重复几次这样的话了。到了1948年下半年，学校里就传遍：要解放了！我虽然不太懂，但听说解放就是所有的人过好日子，我也很期待。
这时，苏州来人说要“请”我妈妈回家去住，并说已请好了保姆。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我的两位表姐，当时都是“学运”领袖（实际上是地下党）。一位在苏州中学，一位在苏州大学（不清楚当时苏大叫何校名）。为了隐蔽，准备住在我家里。因为我爸爸当是在法院工作，属“公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