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爸爸讲述的他在抗战中和求学的事。
（一）。
日本鬼子打来那年，我九岁（爸爸1929年生）。我和妈妈，姐姐，还有奶奶呆在老家鹿苑，与爸爸失去了联系。
我老家虽未遭日本鬼子“三光”，但我们时常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各种暴行，总觉得有火在我幼小的心中燃烧。
我家在镇中心，周围房屋较密集。妈妈和姐姐从不敢随意出门，而我就常利用熟悉的地形，用我的武器——弹弓，袭击鬼子。弹弓虽打不倒鬼子，但看到被我弹弓发射的石子打中的鬼子，气急败坏，四处乱找的样子，躲在暗处的我，比过年吃上好东西还快活。
我家离老鹿苑桥约1~200米。老鹿苑桥虽是座小砖石桥，但在当时也是个交通要道。日本鬼子在桥上设立了哨所，严密盘查过往行人，打，杀老百姓的事，常发生在那，我们在家中常听到动静。
一天，我趁中午鬼子吃饭，站岗人员少时，偷偷接近鬼子哨所，只见桌上有一副望远镜，我立马拿出来，随手丢进旁边的河里。
一次，我在用弹弓打一位押民工搬运物资的鬼子时，被另一个鬼子发现。他追上来，要我去搬东西。我那么小，那搬的动，实际是鬼子想借机整死我。
我撒腿就跑，耳边听见鬼子的大皮靴声，一步一步向我迫近。我只好跑进不远处我姑姑开的一间杂货铺。姑姑一家人和伙计正在吃午饭，一见我被鬼子追了进来，马上会意是怎么回事？他们一边示意我从后门赶紧走，一边迎上去问鬼子什么事？鬼子无法说清楚我用弹弓打他们的事，只好高声嚷嚷着要搬运工。姑姑见我已跑远了，连忙叫伙计跟着日本鬼子去搬东西，我这才躲过一劫。
（二）。
家里没法呆了，妈妈赶紧叫亲戚，把我和姐姐送去梁丰学校去寄宿。除了寒暑假和节日，平时都不回来。
这时爸爸也托商人辗转捎回点钱，我们才有了点学费。否则，靠我小脚奶奶和半小脚妈妈（小时裹了脚，到辛亥革命后又放了脚），兵荒马乱又出不了门，拿什么去上学？
当时，梁丰有小学（不知现在有没有了）。因“书香门第”的环境，抗战前本来我已提前上了小学。刚上学时，年龄小，学校就把我和我妈的一个寄儿子，安排住在我姐姐住的女生宿舍里，一来方便姐姐照顾我，二来防止大男生嘲笑，欺负我们。
那时，鬼子为了奴化我们，在梁丰也开设了日语课。我记的教我们日语的是一位中国老师，他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他知道我们不喜欢上日语课，只得每次讲点日本民间小故事了事。
那时，鬼子为了吹嘘他们的占领区，“治安状况良好”，经常组织所谓“参观团”到梁丰来“参观”。
我们那位日语老师，常跟在跨着指挥刀的日本军官后面，做翻译，我们当时在背后常骂他是“汉奸”。
现在想想，如果不是他从中周旋，我们学校还不知遇到多少麻烦？
梁丰是座名校，学生的成绩平常都很好。但这样一来，我们的外语成绩，就比不上大城市的同学们了。
抗战胜利后，爸爸接我去杭州树范中学读书。我的国语(现在叫语文），因家庭的缘故，肯定是好于大多数同学的，其它科目成绩也不比他们差，就是英语稍差。
抗战期间，梁丰那位我们的日语老师，姓啥？我已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每次给我们上课时那无奈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