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五，贵州东北部的中心城市遵义，迎来了新一年的第一场雪。全面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但位于西南战区后方的遵义，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争影响，当地人正忙着为旧历新年做准备，餐馆里漂浮着茅台酒的酱香。街上购买年货的人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满面风尘的学生。半个月前，国立浙江大学从广西宜山搬迁到了这里。
抗战后，浙大从杭州一路西迁，先后落脚于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上一年的12月，日军开始进攻广西，国立浙江大学组织第五次搬迁，向贵州遵义流亡。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临近年关，才陆续到达遵义。初来乍到的浙大师生对这座山城并没有太好的印象。
据回忆，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这个也说说的，但是确实遵义那地方比较贫苦，比较贫苦，有钱的人有，但是大部分的老百姓都比较苦。
据回忆，穿的衣服都是很多是衣不蔽体，就是穿个裤子，上衣没有的人多得很。
遵义位于贵州东北部，地处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和湖南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是黔北交通要道；在贵州是仅次于贵阳、安顺的第三大城市；这里盛产柞蚕丝、白木耳、桐油、牛羊皮等；许多土地上种植罂粟；食盐需从四川输入，盐价很高。遵义是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一年前就考察好的地址。此时，随着日军不断入侵，北方和东南沿海的大批高校纷纷内迁，加之大批难民一路涌入，遵义人口由原来的七万多，激增到十万人。一年前空闲的房屋，如今人满为患。
据回忆，我们到遵义以后呢，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房屋问题，校舍问题，我记得竺校长当时来的时候，找的地方有一个县长叫牛木真，县长，有一个专员叫牛千钧，他们都非常表示欢迎。但是他们这个欢迎是，不一定落在实处。
据大伯赵人龙回忆，那么这个老师花了很大的工夫，把稍微空一点的地方基本上就租下来，当地学校里面，有的学校放假了，那么他也租下来，有的老百姓家它地方也比较大的。有个地方叫何家巷，它里面的话，租了一些房间。
遵义的房租大幅上涨，比浙大到来之前上涨了6倍，出租房屋成为当地居民新的收入来源。
据回忆，何家巷每年要五千块租金，说太贵了，但是没有办法。只有一个子弹库，就是现在的十一中，是没有花钱的，那是国民党的一个子弹库，后来他们迁开以后，搬走以后，我们就搬进去了。
原地方军队的子弹库成为浙大校舍后，校长办公室也临时安排在这里。腊月二十五上午9点，校长竺可桢的办公室里来了一位面带怒气，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他是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束星北。走进校长办公室后不久，束星北就开始与竺可桢争执起来，起因是学校从宜山搬迁到遵义时，发放的搬迁补助。
据回忆，他那就是说，我搬迁用了1000块钱，学校的补助就是100块钱，他说我要欠这么多债，你叫我怎么还啊，他说学校应该再给我一些补助。然后竺可桢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带家属的是100，不带家属的是50块钱。
据竺安回忆，那么就是意思要我父亲再去弄钱，但实际上你再去向这个国民政府要钱，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只能够是这样子，就是自己认了。
束星北责怪竺可桢没有政治手腕，这话激怒了竺可桢，他当即回答：不久就会让有政治手腕的人来做校长。竺可桢的回答，让束星北自知失言，转身离去。
国立浙江大学从宜山搬迁的时候，竺可桢再次萌生辞去校长职务的念头，希望能专心从事他自己钟爱的气象研究。但是一到遵义，由于没有足够的房子供学校使用，竺可桢又把辞职念头暂时放在了一边。
由于房屋紧张，学校决定分散办学。一年级的新生被暂时安排在贵阳南面30多公里处的青岩古镇居住和上课。2月9日，浙大一年级新生在青岩迎祥寺正式开课，数学系主任苏步青在寺庙的一个小山洞里讲起了微分几何。两个星期后，其他三个年级也正式开学。师生们开始从颠沛流离的状态中走入平稳，但是校舍不足的问题依旧存在。过完乙卯年的除夕，竺可桢立即派人到75公里外的湄潭县考察校舍。在竺可桢离开宜山时，湄潭县长严溥泉曾写信邀请浙大到湄潭。
据回忆，严溥泉是一个从外国留学回来的，很有知识，很也远见的，很开明的一个县长。他得知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校长从宜山来到贵州选址，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主动写信邀请竺校长来到湄潭考察。
湄潭县位于遵义东面的一个小盆地中，四周峰峦迭起，碧波清澈的湄江从城西蜿蜒而过，城内随处可见堰坝、水车和依山而筑的吊脚木楼。这里环境优美，物产丰饶，素有“小江南”之称。虽是偏远的小山城，但在抗战时期，却是一处难得的清幽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