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6年3月8日，竺可桢拜访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同意就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一职，但提出三项条件：一是财政须源源接济；二是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三是时间则以半年为限。
1937年11月中旬，初冬的霜雾笼罩着浙江省西部的小城建德。几天来，城内的江边码头陆续停靠了很多客船，一群群年轻的学生下船后，走进建德城，他们的胸前都佩带着国立浙江大学的校徽。他们没有学生特有的欢歌笑语，有的只有仓促和压抑。
几天前，中日间的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战败而告结束。11月12日，上海沦陷。杭州人开始四处逃难。位于杭州的国立浙江大学，带着所有能搬走的图书仪器，举校搬迁到建德县。
建德古称严州府，又称梅城，是富春江、新安江和兰江三江汇合处的一座古城。国立浙江大学搬来后，师生员工加上家属有一千多人。办公室、教室、宿舍分散在城内各处。加上其它迁来的学校，建德一时成了学校城。以致课余饭后，街巷拥挤。
据回忆，街上全是浙大的学生了，吃饭我们学生都是在街上吃的，学校里吃贵，街上吃比较便宜，一天一毛钱。
据大伯赵人龙回忆，当地的老百姓告诉我们，是这个城墙的话，它建的时候，建成好像一朵梅花的形状，学生好奇心，下课以后就到城墙上去跑。
从12月1日开始，每到中午，建德的一些当地人就会到街上去买一分钱一张的《浙大日报》，了解战事新闻。
据回忆，浙大迁到建德以后，消息比较闭塞，没有报纸。可是在战火纷飞这个年代里，人们最想了解的是战况如何。那么这个时候学校决定就办了《浙大日报》，当时就是仅有的收音机派两个学生，每天在那收听广播，然后把它编辑，用蜡版刻出来，连夜就印好。每天中午争相购买传阅，也成为当时建德城里面的一个热闹场面了。
据当时国立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苏步青之女苏德晶回忆，那个时候，我们家人就是有七口人，一间房间住不下，所以两间平房，挤得不得了。那我妈妈每天还要买菜做饭，那小的，我小弟弟才两个月嘛，一个多月嘛，老五，背在背上就到河边洗衣服。
有一次，我贪玩跑到水中间去，就被水冲走了，我妈妈很厉害的，我妈妈她会游泳，她把背的孩子放下来跳到江里面去把我抓回来，后来我就很怕水。
城中的那座小小的天主教堂，被浙江大学临时改作教室。写得一手工整漂亮的板书的苏步青正在讲课，同学们专心记着笔记。这一年，苏步青才35岁，已经在浙江大学任教7年。几天来，《浙大日报》上的战况让苏步青的心中充满焦虑。
上海沦陷后，日军迅速北上，分三路包围南京。12月13日，南京沦陷。6天后，《浙大日报》上刊登“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战火迅速蔓延，浙大的避难所建德已不能安居。几天前，这座小城，第一次响起了防空警报。
据回忆，当时我们浙大学生是不能安心读书了，是没法安心读书了。
南京沦陷这一天，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江西吉安、泰和两地进行考察，准备为浙大寻找下一处避难所。考察中，竺可桢得到江西省政府教育厅支援。经江西省政府会议决定，拨吉安县青原山和泰和县大原书院旧址给浙大。校址落实后，竺可桢立即返回建德召开校务会议。因为南京沦陷，大家开始担心杭州的命运，如杭州失守，浙赣线必将中断。会议决定，提前做好迁校准备，在寒假前撤离建德，迁往江西。
再次迁校的决定让苏步青面露难色。由于妻子刚刚分娩，随校迁移，有诸多不便。苏步青决定先把妻子和孩子送回自己温州平阳县的老家，然后再跟随学校内迁。他的想法得到校长竺可桢的许可，并给苏步青两个月的假期安顿家事。
据回忆，临走之前，竺校长专门找了当时的浙江省主席朱家骅，写了一个手谕作为通行证，就说苏步青教授的夫人是日本的友好人士，沿途军警不得阻拦。
苏步青的妻子苏米子原名松本米子，是日本仙台人。苏步青留学日本时两人相恋。婚后，米子改随夫姓，并随丈夫来到中国。由于自己国家对中国的侵略，苏米子开始跟随丈夫流离失所。这张特殊的手令，让苏步青对竺可桢十分感激，他用信封包好手令，收拾行李送妻儿回老家。
据苏步青之女苏德晶回忆，我妈妈背着小的，我爸爸呢抱着老三，我就拽着我爸的衣服上，我弟弟就拽着我妈妈。每次吧，到一个站的时候，就有宪兵查。有时候我小弟弟他不是哭嘛，哇啦哇啦哭了，我妈妈就要哄他，哄他的时候啊，就是会露出一些日本人的样子出来，我们中国人嘛，你鞠躬绝对不会鞠那么深。怀疑我妈妈日本人，主要因为有个手令吧，那就好办。
国立浙江大学迁离建德前，还有几位教授与苏步青一样，把家人先送回了老家。此时，校长竺可桢开始为杭州的命运担忧。南京沦陷后不久，由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奎斗组织的12名学生，参加了军事委员会所属的诸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