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爷爷考去苏州上学应是在1911年。说到这就必然联系到中国古代的科
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
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最后一科进士考士结束。起先只用于选文官，唐朝增加了武举，到明代制度趋于完善，历经一千三百余年。
有人戏称其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看来是有点想法的。
钱穆先生说过：“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科举制度作为封建制度的一部份，注定随着封建制度的兴衰而兴衰；注定成为少数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注定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而不会促进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进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转化为新的生产力。
特别是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形成了以四书集注为题库，以八股文为形式的定式，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扼杀了创新。正如先贤顾炎武所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在解放前，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且担任过民国浙江教育厅长和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在他的那篇，曾经造成台湾地区“洛阳纸贵”的回忆录——《西潮》中，有一段小时候接受私塾教育背诵经书的场景的描写：“书依旧是那本《三字经》。我高声朗诵着不知所云的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念得烂熟。等到太阳不偏不倚地照到我们的头上时，我们知道那是正午了。先生让我们回家吃午饭，吃过饭我马上回到家塾继续念那课同样的书，一直到日落西山才散学。
一日又一日地过去，课程却一成不变。一本书念完了以后，接着又是一本不知所云的书。接受训练的只是记忆力和耐心。”这大概就是当时初学八股学童的真实写照吧。
总而言之，科举制度是农耕文化的产物。清末时，西方列强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而中国仍采用落后的制度为国选才，怎么能使国家不会落后而招至群殴呢？
在经过鸦片战争。以后，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鉴于外交、军事上的教训，急需能够翻译外语、精于制造火器、轮船，善于现代作战的各方面人才，于同治元年(1862年)准奏成立京师同文馆（中国第一所外国语大学前身）。此后，又相继成立在上海、天津、福建等各种学堂（俗称老学堂）。这时的新学无系统、无计划，重在实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迫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情，清王朝于1902年颁布《壬寅学制》（因故未能执行）；1903年复颁《癸卯学制》；公布实施《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下诏取消科举，这才最后结束了旧学制，建立了新学制，直至民国初年。
于是各地新学堂纷纷建立，而这需要极大的师资力量，因此各级师范学堂应运而生。苏州师范学堂便是其中最著名学堂之一。
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民国政府令，全国所有学堂书院等全部改名为学校。江苏师范学堂由此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当时国内国内各省，都把各自省内最著名的府学之所，改称第一师范。
当时省立师范学校还有浙江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三所学校那时期的毕业生大都成为新文化，新教育的楚翘以及民主革命的领袖。
浙江一师以文艺成就闻名，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潘天寿等在这里留下足迹；
湖南一师走出了黄兴，毛泽东，徐特立、何叔衡、蔡和森、任弼时等英豪。前无古人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此求学、工作，并从事我党的创建等一系列革命活动长达八年；
江苏一师则以文史见长，国学大师罗振玉为苏州师范学堂第一任校长。国学大师章太炎，王国维，徐嘉，钱穆，吕思勉，吴梅，吕叔湘等先后在此讲授国学。。。。。其中罗振玉，王国维被称为国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免费上师范就成了那时很多家境贫穷的学生接受教育的唯一途径。
爷爷成为新时代幸运儿中的一员，从苏州农村的农家小子，迈进了江苏省立一师——这所他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学府。
沐着南园（注）的春风，在那几株传说中，已有千年的五代时就栽种的柏树下，爷爷聆听着大师们的尊尊教诲，各门学业进步非凡。1916年3月他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迈出了走向新国学大师的第一步。
写到这，我完全理解了父辈们的想法，并深深体会到，缅怀先辈的足迹，特别是他们在文化道路上迈过的步伐，远比攀龙附凤地修家谱有意义和有趣得多。
注：范仲淹出任苏州知州的次年，在五代吴越钱元璙南园之地——南园遗址上，设学立庙。庙学合一（即文庙府学合一），后又称省立一师为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