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后的上午，在省长办公室，隆省长会见了齐文长。一见面，他就直奔主题，说：“文长，事情还没开始，你就打退堂鼓了？”
齐文长说：“省长，我感觉自己连市长都没资格担任，更不用说副省长这样高级别的职位了，我？”
隆省长眼睛一瞪，说：“你不做？你当小孩子过家家啊？”他逼视着齐文长，眼里放出挑衅的眼光。“再说了，你不做，我不做，他不做，都让那些乌龟王八蛋做？那我问你，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建设，怎么去发展？”
被隆省长掰开揉碎又说了一番之后，齐文长确实觉得自己太斯文太软弱了。但他还是不喜欢那种疾风暴雨式残酷无情的政治生活。他嗫嚅着说：“看来，我确实不是一个当官的料。”
隆省长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谁天生是一个当官的料？我一直读到高中，都不敢在生人面前讲话，见到督导官就躲着走。后来怎么样？九九八一难，就这么过来了。邓小小是当官的料？四川山里走出来的一个娃子，文化不高，个子又小，陈独独做总书记的时候，他还在刻蜡纸。结果怎样？成了二十世纪的世界伟人。打倒几次就爬起来你几次，他要梅这个狠气，没这个韧劲，能有这后二十年的风光？”
齐文长想了想，又把三十年前的那件事，毫无保留地告讲给了隆省长。隆省长听了，又感慨又温厚地看着齐文长，说：“文长啊，我确实没有看错你，你是一个好人，一个正派人，有良知的人——”说着，隆省长竟然溢出了泪花，“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近乎勇，可惜啊，我们社会中这样的勇者太少了。你能自责，能不安，这就够了。你还想怎么样？把自己送进牢房？你那时有多大？”
齐文长想了想，说：“十六岁。”
隆省长幸灾乐祸地一笑，说：“你看，判刑？年龄不够，再说，追诉期也过了。虽然，报纸上报道也有过了追诉期被追诉的，但性质截然不容。文格刚爆发的那年，有个姓杨的医生被疑为探子，当时的群众武装组织成员指派谢某，用麻绳将其勒死。为了埋尸方便，谢某用锄头将其尸体捣断，后埋入坑中。这个案子发生在文格时期，虽然事发于当时风行的群众武斗并非个人恩怨，但谢某不同，他的手段极其残忍，后果特别严重，性质特别恶劣，其社会危害性依然存在，不追诉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或者产生其它严重后果。虽然早过了20年的追诉期，但仍然要追诉，这彰显了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的正义。可是，你的不同。那种时候，向你这样大的孩子，有几个不干这些事情呢？他们的红色司令要他们干，我们所有的教育部门要他们去干，上级政府部门要他们去干，他们能不干吗？我都被踢断两根肋骨呢，至今还留有后遗症。而我的孩子，又在外边打架打伤了人。唉，哪个有办法来算清这笔账？当时，党和政府为了安定，为了长治久安，对文格时期红卫兵发生的这类事情，用向前看的政策处理，你又何必再去承担责任？”
齐文长说：“我的父亲也被打过，正因为这样，我才要去承担责任。要不然，我再也没有资格去职责别人，甚至没有资格去指责今天的那些罪犯们。”
隆省长听罢，沉良久，站起身来，一边活动筋骨，一边在宽大而又简洁的办公室里转圈儿。突然，他停住脚步，面带愠色，一字一顿地说：“文长同志，实际后果是，你说出来，你就更没有资格了，连原来的资格都没有了。而那些不说的人，却比你更有资格。”
隆省长转了几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缓缓地说：“说实话，这些你安类，很好见到你这样的干部了。你让我想起我的青年时代。那时，恨不得自己是通体透明的，有一点脏污，都会自责自怨，痛苦得不得了！那时，我没有经济来源，常常饥一餐饱一顿，东一宿西一晚的。我身上有时会有一点党的经费，用于应急。我不管怎样，我都没动过一分一毛。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带着部队解放海川市后，躺在铺上，睡到半夜，又冷又饿，怎么也睡不着了。突然，我问道远远飘来熟食物的香气。忍了很久，我还是爬起来，在一个燃着油灯的小摊上吃了两大碗混沌和六个肉包子，还买了一包香烟，花去了小半块银元。而这小半块银元是公家的钱。这一餐吃完后，等于把自己的道德良心也吃掉了半块。事后，我是又委屈又痛苦，只骂自己：为革命作了那么多牺牲，那么多贡献，就这么栽在这小半块银元上！后来审干的时候，我把这件事作为革命者改造思想的例子说了好几次，才得以解脱。后来，在文格中，我从大字报上看到，好几个职务比我高得多的革命者，都有侵吞公款的事，那数目比我大得多，他们却从来没有说过。其中一个，还是审干时的领导。”隆省长说完，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这时，齐文长突然发现，这个温良敦厚慈眉善目的小老头，竟然是一个无比睿智凌厉的长者。难怪，那些恨他的人背后喊他老头子。
见齐文长在认真听，隆省长进一步说：“你想想，大几十年来，颠颠倒倒黑黑白白，有几个敢说自己一世清白？有几个人敢说自己没干过一件昧良心的事？从红军整肃AB团起，到解放后的历次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