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的奇妙除了往往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还在于出乎我们的预料和判断。站在这样的角度进行解析，经验分析和专业判断都不一定正确，而出自于科学的概率论也不一定好使。
就在我一心等着高院复核三叔的案子期间，日子越临近隆冬，世间却日益万象更新。
一个月后，高院没有传来任何关于叔案子的消息。
两个月后，关于三叔的最终判决依然没有下达。
1978年12月，载入史册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社会各个领域如在一夜春风吹拂大地，世间百业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复苏了，各个领域的拔乱反正也全面展开。
时间就在这全新的气象中匆匆流逝，直到我再一次来到第一监狱的这一天。
六个月后的一个盛夏的下午，炎阳高照的天气让人们能充分感受到太阳的热度，却没有了往年那种无来由地狂热失控的情绪。
我又一次走进了第一监狱的铁门。而这一次，我带来的却是一份高院关于三叔的案件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全新裁定。
裁定书上表明，三叔的案子基于两个原因，也属于重新侦查之列。
其一是整个案子只有人证和嫌疑人自己的口供，却没有充分的物证，也没有查找了该名失踪婴儿的任何身份信息和尸骨，也就是说，被犯罪嫌疑人抛到江心的，说是一个无生命布偶也符合逻辑，因此需要补充侦……
其二，三叔从小就被人们称作疯子，三叔年轻时的那一场经历，曾让他在国内权威医院以及医学科研机构里被诊治了长过两年之久，后经查证相关单位确有医院诊治的病历（副本），初步诊断为间歇性臆想症。
按照现代的医学解释，该病症是由不同病因（包括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环境等因素）作用于大脑，破坏了大脑在一定范围内相对稳定的功能状态，导致认识、情感、意志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异常，异常的严重程度及持续时间均超出了正常精神活动波动的范围，将或多或少损害患者的生物及社会功能的一组疾病，的确是属于精神病的早期症状。
虽然后来的出院证明并没有完全治愈的结论，但因为当时所以被遣送回原籍，组织关系待落实，谁曾想这一等就等了二十多年。虽然三叔平日里在家乡常被人叫做疯子，但三叔除了不善与人交流，不争执，不吵闹，有些呆傻，见人傻笑外，他的日常生活劳动行为并不具有危害性，即使不能证明三叔在犯案时是否发病，但鉴于第一条的情形，这一条已经不重要了。于是，三叔的案子如拔开云雾、重见新天，三叔终于有机会走出监狱了。
新形势下，中国的刑事司法判定不再以唯政治化为准绳，而是更加注重证据链的完整。于是，三叔案件终于以证据不足被免于起诉。但三叔所涉及的故意杀人案件却做为疑案并未予撤销，一旦有刑侦方面的补充证据，三叔所涉及的案件仍然会被追诉，而这个追诉权仍将长达20年。三叔虽然被免于起诉，但鉴于三叔所涉案件的恶劣社会影响，三叔仍然要被送进市属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
三叔所涉及的案件被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这对于新形势下满负荷运转的公安机关来说却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在拔乱反正的大环境下，公安机关累积的更紧迫的案件成千上万，更何况，在那个年代，DNA鉴定、测谎、更先进的精神鉴定在司法判决中的应用诸多先进手段都还没有引入国内或者采用。于是万般头痛的公安机关刑侦部门在经历一段时间以后，让这桩曾经轰动一时，社会影响巨大的刑事案件成了束之高阁的悬案。虽未撤销，但也基本上处于中止状态。
在第一监狱的探视室，我在时隔大半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了三叔，不过这一次三叔没有戴着脚镣手铐，我们之间也没有了铁栅栏，只有一张普通的桌子。
“小木头，你相信了吗？”三叔坐在我的对面，见面的第一句话就这样问道。
“三叔，你没事了，我来接你出狱！”我平复了一下心情，没有回答三叔的问话，平静地向三叔说道。
“去哪里？”三叔依然平静，脸上不悲不喜。
“我们先出去，然后，我送你去市第四医院报道。”我把一份红头文件推到三叔的面前，说道。
“哦，好！”三叔平静地对着文件看了两眼，抬起头对我说，“你应该相信的！”
“三叔，我知道！”我回答三叔道。
我没有再对三叔关于神的论调再进行深究，而是平静地为三叔办理着出狱的手续。三叔也不再说话，而是平静地在旁边等待着，间或需要三叔签字或者按手印的时候，三叔也很顺从，老老实实地办妥了所有手续。
出了第一监狱的大门，我打开了专门为这次执行而派来的检察院专车后座车门，让三叔坐在了后座，而我则上了副驾驶的位置，与司机刘师傅打了一声招呼，车子启动向地处市区另一个方向的第四医院驶去。第四医院是一家精神病院，我想，这一点三叔也听说过，但三叔依然表现得很平静，异常地平静。
三叔坐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