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汉代只设一个“丞相”的独相制不同，唐代一开始就是实行“群相制度”。由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三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三人在一起商议国政，没有“丞相”之名，却行宰相之实。
后来，因为李世民当过尚书令，又以尚书令之职荣登大宝，当上了皇帝。为了避嫌，后世就再没人敢当尚书令了。郭子仪被授予尚书令，吓得他极力推辞，只当了六天就卸任。
因尚书令长时间空缺，原来尚书省的两个副手，尚书左、右仆射，就成了实际上的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于是唐朝的正牌宰相就是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这四个人。
但后来，中书令、侍中等官职也不常设了。官方的说法是“其品位既崇，不欲轻以授人。”正牌宰相之职常常缺位，皇上又需要有人干宰相的活，怎么办呢？于是就出现了以其他官职行使宰相职权的情况，对于这些并非“正牌”的宰相，统统授予其“参知政事”或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名号。也简称“同平章事”。相当于说“跟宰相一样”。
到了光启元年时候，唐天子李儇手下的宰相，就是萧遘、裴澈和韦昭度三个人。
其中，萧遘是首席宰相。他于中和元年拜相，本职工作是“中书侍郎”。因中书令王铎被田令孜赶出了朝堂，外任节度使。故而萧遘这个中书侍郎就成为了大唐的决策机关中书省的最高长官。
萧遘出身于名门兰陵萧氏，其父萧置也曾经当过宰相。像他这样的根正苗红的士族官宦子弟，对于出身卑贱的北司宦官们打心眼里看不上。别看田令孜权势熏天，萧遘却坚决不与之同流。田令孜的很多决定，别的官吏不敢发声，唯有萧遘敢出言相抗。
排位在萧遘之后的，就是门下侍郎、判度支使裴澈。其实如果论资历，裴澈还在萧遘之上。萧遘是李儇入蜀之后才拜的相，而早在李儇还没逃离长安时，裴澈就当上宰相了。那个时候，裴澈的身前有郑畋和王铎。如今，郑畋死了，王铎走了，他的身前又有了萧遘。他就是这样一个不与人争的人。但越是这样的人，对于时局，却往往有更为清晰的洞察。
末位宰相韦昭度，不仅资历最浅，本身官职最低，只是吏部尚书。出身更是跟另外两个没法比。萧氏和裴氏都是士族名门，往上数两辈都出过宰相。韦氏则是地地道道的寒门。
在唐代，如果不是出身望族，要想当上宰相很难。除非，能攀上权臣的高枝。韦昭度为了能当上宰相，曾经刻意结交高僧僧澈，通过僧澈的引荐，抱上了田令孜的大腿。在田令孜的扶持下，他终于如愿当上了宰相。
往日的朝堂上，韦昭度是田令孜的代言人，萧遘是一个标准的反对派。至于裴澈，则扮演了一个沉默但却往往十分关键的角色。很多时候，他都是韦、萧二人争相拉拢的那个人。
没想到，在今晚这个关键的时刻，裴澈竟然比萧遘还立场鲜明的反对起了田令孜。
裴澈劝皇上杀田令孜以抒国难。田令孜闻言，也不顾中官的矜持，当即怒斥道：“裴澈！你暗地里收了多少好处？竟然替反贼说话！”
裴澈只是冷笑，并不为自己辩解。
田令孜见没人替他说话，几步走到皇上面前，扑通一声跪下，老泪纵横道：“如果老奴的一条贱命，能换得大家龙体平安，也值当了！罪臣请大家恩准，削了俺的职，将俺绑了，送与那胡儿去吧！”说罢以袖覆面，呜咽不止。
李儇连忙从龙椅上起来，亲自将田令孜扶起：“阿父何须如此？这件事从头至尾，阿父都是为了朝廷着想。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说着李儇板起了面孔，朝着堂下群臣说道：“以后朕要是再听见谁要问田阿父的罪，朕轻饶不了他！”
朝堂上吵吵嚷嚷，虽然热闹，却没商议出个所以然来。虽然走留双方都有道理，但最主要的，是当前形势尚未彻底明朗。无论是要走的，还是想留的，大家都对堵在渭河南岸的忠义军还抱有一丝希望。万一张寻打败了李克用呢？皇上不就不用走了吗？
然而三天后，前线终于传来坏消息。忠义节度使张寻飞书告急，说自己缺兵少粮，急需长安方面的支援。否则的话，“东渭桥失守只在旦夕之间”。
这封信，终于把大唐天子和满朝文武给吓跑了。
光启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三万神策军的保护之下，唐天子李儇移驾凤翔。随行的，不仅有宗室亲王，文武百官，宫中内侍，还有长安城半数以上的百姓。一听说鸦儿军要打到长安来了，没人还敢留下。
东渭桥。
河东军与忠义军隔河对峙第七日。李克用终于完成了渡河前的全部准备。三万河东军和两万河中军，总共五万人准备搭设浮桥，强渡渭河。
南岸，忠义军营地。一日三告急，渭河沿岸守军各处都汇报说对岸发现了敌情。
左虞侯军副将贺齐找到张寻，提出了一个主动攻击的计划。
“侯爷，这么守下去太被动了！本来我们人数就不占优，摊在南岸更是处处薄弱。敌人在任何一处集中兵力攻击，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