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讨薪，最怕的是老板太穷了，无薪可讨，要命一条，要钱没有。
就算依法讨薪，赢了官司，钱不但仍然要不到，还得倒贴伙食车船费误工费等。
因为法院不可能把自己的钱拿来替老赖们付你薪酬。
所以，农民工们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是不愿意选择打官司这条路的。
他们更喜欢通过集体讨薪这样的方式，给政府相关部门施加压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快速地解决他们的欠薪问题。
在农民工讨薪这样的群体**件中，政府相关部门只能作为一个协调者来参与，因为这种承建商业楼盘的开发商，与承建政府部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承包商并不一样。
承建政府部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承包商，由于发包方是政府部门，所以，政府部门必须要承担一定的监管责任。
加之此类建设资金的拨付权也掌握在发包方手里，所以对于承包商的欠薪行为可以找到很多直接有效的解决办法。
而商业楼盘开发商的经营是企业自身的行为，由企业自己对经营过程中的一切行为负责，他们的主体责任与政府部门没有多大的关系。
况且，在市场经济的充分竞争和物资价格的自动调节下，建筑行业也不是一本万利、有赚无赔的，那些因为搞工程搞得自己一身债的事情非常普遍。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在处理欠薪事件的过程中，最多也就是由劳动监察部门或者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出面进行劳动仲裁。
可是，开发商与各级中小承包商之间的关系千丝万缕，甚至各级中小承包商之间相互都有很多的业务交叉，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欠薪的问题。
这个涉及面很广的问题具体要怎么解决，还得开发商和包工头自己去协商，给出解决的办法。
如果相关部门大包大揽，随意承诺的话，很容易把矛盾的焦点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所以，相关部门一方面派出工作组安抚讨薪的民工，要求开发商给出兑付民工工资的最后时限，避免这些建筑工人作出更加激烈的行为。
另一方面，又派出副县长李东生找到民生公司的负责人刘梦玲，希望她能够站在“稳定大局”的角度，适当减小一些打折力度和房屋销售数量，给其他开发商减少一些压力。
刘梦玲听了李东生的话，叹了口气说：“李县长啊，民生公司这半年来的所作所为，也给你们解决了不少的环境问题。
同时，公司的一些投资也聚集了不少的相关企业，在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的同时，也给当地的财政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以前我们的合作还是很愉快的，如果站在我个人的立场来看，是很愿意配合你们工作的。
我虽然是民生公司的负责人，但是，民生公司的实际所有人是魏总，很多事情我们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因为，说到底我也只是一个给魏总打工的，对于魏总的决定我们的影响力实在有限。
并不是我不愿意配合你们，而是那些房主委托民生公司处置的所有资产，魏总已经全权指派给吴光良经理在负责，具体的事情我也插不进手啊。”
李东生笑着说：“刘经理啊，我记得民生公司一直是由你在负责，还有陈经理和李经理也算是主要负责人吧。
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你们民生公司什么时候又来了个吴经理啊？”
刘梦玲拢了拢额前的头发，说：“李县长，这吴经理以前据说也是你们政府部门的人啊。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与魏总的关系很好，所以魏总不但给他办理了移民，还把这么大的资产全权交给他来处理。
这些资产的处理方案也不需要与我们商量，甚至连资产的处理情况都可以不向我们报备，而是直接向魏总汇报，只对魏总负责。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我虽然名义上是民生公司的负责人，但实际上却没有干涉吴经理任何行为的权力。”
李东生听了刘梦玲的话，愕然地说：“你是说这位与魏总关系不一般的吴经理，曾经还是我们政府部门的人？”
“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好像听他说过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好像对你们政府部门的办事方法有很大的意见，如果你想用这个关系去跟他谈的话，可能会起反作用。
从我与他接触的这段时间来看，吴经理与魏总有一种相似的办事原则。
而且，由于他们目前的身份都已经成为了图瓦卢的公民，所以，国内的一些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用在他们的身上。”
刘梦玲与政府部门打了半年多的交道，深知他们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对于普通的国人来说，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
但是，这样的优越感对于持有外国护照的外国公民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威慑力。
尤其是像民生公司这种拥有外资背景的企业，如果政府部门逼迫得过甚的话，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