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会有侥幸思想，也会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错误隐藏起来。
所以，在没有其它监督手段的情况下，仅凭自觉是不可能让那些匪徒完全主动地交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的。
因此，这些匪徒自己交待的罪行，会通过华夏国的网络平台汇总后进行公示。
在每一个被捣毁强盗窝附近的官道旁，都临时设立了一个申诉点。
自强盗窝被捣毁之日起，这些临时申诉点有一个月的时间来接受百姓的申诉。
所有受到这些强盗伤害的百姓，都可以在申诉点对华夏国抓获的强盗进行指认，并陈述自己的遭遇。
而在申诉期满一个月之后，这个临时申诉点就会撤离，如果百姓还有申诉事项的，就只有到附近申诉点或者华夏国的固定机构去申诉了。
那些因为使用暴力拒捕而被击毙的，他所犯下的罪孽自然就一笔勾销了，哪怕把他挫骨扬灰也于事无补。
那些隐瞒了罪行的，在那些没有自行交待的罪行被确认之后，将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对当事人加重处罚力度。
这样的余罪追诉机制，让那些所犯罪行不严重，并且能够主动承担自己所犯下罪责的人，在接受了华夏国的惩处之后，可以放下一切的包袱，以一种全新的心态参与到华夏国的大家庭之中。
因为，他们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已经通过慈善基金这样一种途径，对那些受害人进行了弥补。
而且，华夏国并没有在他们的身份信息上打上标签，让他们的正常生活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而那些所犯罪行较为严重，又刻意隐瞒的，在增加刑期后，可能这辈子都无法获得自由人的身份了。
华夏国并不会随意剥夺一个人的生命，但必须要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而想让一群曾经为祸一方却又不思悔改的匪徒对他们的行为负责，最好的方式就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进行劳动改造，并用他们的劳动所得来抚平受害人的创伤。
魏民生认为，这些活着的匪徒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还能够挽救的，一类是已经挽救不了的。
对于能够挽救的，给他们一条生路、一个希望、一个未来。
而那些已经挽救不了，或者想要把他们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扭转过来很困难，需要很长时间的，就没有必要再放出来危害社会了。
因为他们在随意地侵犯别人人权的时候，也就失去了用人权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力。
这个世界还有太多的普通百姓需要去拯救，就没有必要在这些匪徒的身上花太多的心思。
那种耗去自己生命的代价，去感化那种十恶不赦之人的故事，过程很是感人，但魏民生感到那样的做法真的是很傻很天真。
要让世间人人向善，唯有让行善之人比为恶之人过得更轻松自在，活得更幸福美满，并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
除此之外的一切都是耍流氓。
为了让混乱的秩序尽快的恢复正常，华夏国把受害百姓的申诉期限定在三个月。
在没有特殊原因的情况下，自匪徒被抓获之日起，超出三个月都没有申诉的罪行，将不再受理。
这样的目的一是减轻了余罪调查追诉的时间成本，二是能够让这些已经被确定了刑期的人安心服刑，避免不断增加的刑期让他们感到绝望甚至精神崩溃，从而做出一些无法弥补的事情。
希望，是任何一个人都需要的，哪怕他曾经是一个匪徒，只要他活着，就不能让他绝望。
因为，一个绝望的人可能会断送多少人的希望，是一个永远无法用数学方式来判定的事情。
……
华夏国在魏国的官道上自然而然地行使着一个主权国家才能具有的权力，因为国资部的解释是，这官道上也没有种任何的粮食，所以与荒地差不多。
按照总统在立国时的声明，这样的“荒地”也应该属于华夏国的土地。
为了保障生活在华夏国土地上的人不受任何威胁，所以华夏自卫队的人主动对周围一切可能的隐患进行清除，对于魏国和华夏国来说都是共赢的。
而且，对于这个人口规模已经非常低的特殊历史时期，荒地的所有权还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华夏国动用了大量的物资来修整官道，而且又没有在官道上设置任何的关卡。
所有的魏国人都可以在修好的官道上随意地通行，并享受到平坦路面带来的好处。
所以，魏国的底层百姓和普通官员也有乐观其成的意思。
甚至于一些普通的军士，也都悄悄地加入到了华夏国修路的队伍之中。
至少，只要完成当天的工作任务，那每天的报酬足以让他们敞开肚皮吃个饱饭还略有剩余。
而他们的上司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无法让他们吃上饱饭都已经愧对这些为你们拼命的将士了，如果还要阻止他们自己去找饭吃，那就不是反抗那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