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祸起萧墙
屋漏偏遭连夜雨。那死人官司，我一家人惊魂甫定，现在又祸起萧墙。我爷爷的兄长（我称伯爷），指使其儿媳（我称为婶娘），隔三差五，在我和爷爷住的地方，屋前骂到屋后。说我和爷爷住的房子是先人的财产，他们家有一份，被我们家霸占了！她要收回属于他们家的那一份。我们家都无心理会她，我爷爷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她见如此，越发嚣张。有时竟跑到我和爷爷住的房子里，将我们的衣物往外扔，逼得我们无法过日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爷爷找到他的兄长，对他的兄长说了下面这番话：“这房子是怎么给我的，你心里清楚。当年，你对我说，叔叔无儿无女，现在叔叔、婶婶又年事已高，不能劳动了，你要我负责他们的生老死葬，以后，叔叔家的那两间破房子就归我！你说，你自己也困难，无能力赡养他们。你要我看在先人份上，不要让村里人说闲话。说我们作侄儿辈的没孝心，连叔叔的死活都不顾吗？这不像话！我听你的话，从1935年起到1950年二老去世，我赡养叔叔、婶娘，整整15年。这15年的吃穿等费用，累计起来，也不止这两间破屋的价钱。1951年，土改定成分，这两间房子就在我的名下，你也没有做声。从1935年到现在1970年，整整35年，你们家也没有做声。现在，我们家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你趁我们遭灾遭难时，反而指使你儿媳找我们闹着要房子，你这是把你弟弟一家往死里逼啊！你作为兄长，在灾难面前，不说拉弟弟一把，反而趁机欺压我们，你做兄长的下得了手吗？”我爷爷的兄长，听了我爷爷一番话，自知理亏，一时没有了言辞，过了一阵才说：“这个房子，不是我找你们要，是孩子们找你要！他们说，先人的财产，做后辈的都有份，不能让你们家吃独食。你们家上中农，是剥削了我们家财产，所以，我们家穷，才被划为下中农。现在是新社会了，再不能忍受你们家的剥削。新社会，有毛主席他老人家为我们做主，我们贫下中农有理由、有能力讨回本属于我们家的财产！你要是觉得我说的话，你不爱听，你去找他们！”我爷爷的兄长说得理直气壮，我爷爷碰了一个不硬不软的钉子！
婶娘一如既往地闹，越闹越凶，旁人都看不过去，便指点我父亲说：“他们家老人不讲道理，你找他儿子。他儿子是共产党员，大队民兵连长，应该是个明白事理的人。又是你叔伯弟弟，应该好说话！”我父亲受人点拨，认为有道理，于是找到他的叔伯弟弟，并对他说：“你能不能制止你媳妇，请她不要到家无理取闹，这房子，土改时就已确权，是我们家的财产。我现在很背运，日子过得十分艰难，要是日子稍微好过一点，我可以把那间房子送给你。现在你的日子比我们过得舒服，你就让我们也过几天安宁日子吧！”我父亲的话还没有说完，那位就开腔了：“你们的日子过得好也罢，过得差也罢，这与我们家扯不上关系。至于房子，我们也不要你送，我们只想讨回我们应得的一份。你说土改时就划给你们家了，你得拿出土改证来，我们也认了！”我父亲听完这番话，抑制自己的愤怒，说：“我们家的土改证到哪里去了，你不知道吗？1968年，文化大革命，你是红卫兵造反派的总司令，你借口说，我们家藏有一罐银元，还藏有‘变天账’，你带着一大群红卫兵，把我们家抄了个遍，最后，将我们家放在抽屉里的地契、房契抄出来，说这就是‘四旧’，说我们家藏有‘四旧’，是想变天，你让红卫兵当场就烧毁了！今天看来，你真是用心歹毒！”那位说：“你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指使红卫兵烧了你家的房契，你找得出证人来，我也认了！”我父亲由此知道，他们家要霸占我们家的房子是早有预谋的，便轻蔑地说：“天理良心啊！”那位看了我父亲一眼，就得意地离开了！
婶娘仍然是隔三差五地到我家来闹，这样又过去了几个月。一天夜里，我父亲叫上我做伴，到村支书家去讨说法，刚进门，村书记就开腔了：“你们是为房子的事而来，就免开尊口。房子是你们家里的事，清官难断家务事！”我父亲说：“这房子土改就划在我们家名下！”村支书问：“有房产证吗？”我父亲说：“文化大革命，他指使红卫兵当‘四旧’烧了！”书记问：“有证人吗？”我父亲一时无语！村书记说：“你既没有房产证，也没有证人，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吗？无凭无据，怎么处理呢？我劝你一句，你们父亲辈，是亲兄弟，一家人，好商量，互相让一步，事情就结了，回去吧！”我父亲被村支书推出了家门。
路上，我对父亲说：“我们找村支书是白费精力，您那位叔伯弟弟是共产党员，大队民兵连长，是村支书的左膀右臂，人家早已就串通好了的！”父亲气愤地说：“我就不信，我们找不到说理的地方！村支书袒护他们家，我们到公社去找公社书记！”
又过了一阵子，农闲下来，我父亲又叫上我，一同去公社找公社书记。一连去了好几次，终于找到公社书记。公社书记知道我们的来意，便说：“这件事，我早已知道了，你们家，既拿不出房产证，又没有证人，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糊涂官司。最好的法子，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