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父亲可悲
1969年，这是我家饱经痛苦与灾难的一年。
这一年，我父亲34岁，“四清”、“文革”等运动批斗，父亲不但没有消沉，反而更加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村里人说，我父亲经常跟在村支书屁股后面，是书记的跟屁虫。是图村支书发展他为党员，提拔他当干部。后来，有邻居晚上来我家聊天，问我父亲：“这次，发展积极分子入党，你有希望吗？”我父亲尴尬地一笑。我从父亲的表情中看出，父亲确实想入党，但没有希望！文化大革命经过狂热的1966年、1967年、1968年等三年之后，终于降温了！国家发出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号召，革命群众终于明白“肚子”很重要，吃不饱肚子，终究没有力气闹革命，明白了种好庄稼，多打粮食是硬道理，比什么都重要！为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积极性，农村以队为基础的“生产队”进行了兼并、整合，我们村原来大大小小的生产小队有十个，后来整合为三个。原来每个生产小队，只有六七户人家，三十几口人。整合后的生产队有三十几户，两三百口人。我们家所在的生产队延续了“第六生产队”的“番号”，我父亲群众选举，居然当选为副队长，主管生产工作。
选举结束后，回到家里，父亲喜形于色。吃过晚饭后，爷爷与父亲有个一次长时间谈话。爷爷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两个方面。爷爷对父亲说：“你能当选为副队长，主要有三条：第一，是最近和书记走得近，村书记拉了你一把；第二，是你本人高小毕业，在村里还算得上个明白人。三年困难时期，负责那个第六生产小队，让社员有个饭吃，有衣穿，人们还记得你；第三，是你这个人舍得干，舍得得罪人，你可以不顾家，但却放不下集体。有这三条，所以，群众选你当副队长。你也有三条不适合当这个副队长。第一条，你先天不足。我们家上中农，队里大多数是贫下中农，那些贫下中农肯定不服你。第二条，你说话能力太差。遇事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有人再呛你两句，你嘴里像含着个热萝卜，什么也吐不出来。第三条，你力量单薄，没有半个帮手。在我们村里，没有三兄四弟，没有几个知己，任何事都办不成。再加上生产队长，正需要一个你这样的当枪使的副手。他只要把权抓好，让你去耍大刀，得罪人，他可以安心睡大觉。你这个时候去辞掉这个副队长，群众会高看你。你要是依据你的性子，非要当这个副队长不可，有你的苦头吃。一家人都会跟着你受罪！”父亲听不进爷爷的劝说，他对爷爷说：“凭文化水平，凭力气，生产队里没有几个能与我比，那些人，我都心里有数。我就不服治不了他们。我这么年轻，这么好的形势，我真想做点事！”爷爷知道说服不了父亲，不由得长叹一声！这声长叹，让全家人听得撕肝裂胆。
四五月份，春夏相交，正是江南梅雨季节。这一年的梅雨季节，时间拉得特别长。雨下得勤，下得大，铺天盖地。大水漫过了长流河河沿，纪家畈一片汪洋大海！此时，也是春耕农忙季节，无论天气多么恶劣，父亲照例一清早出去安排社员出工。这季节的男社员主要是耕田。安排社员耕田是有点头痛的事，其关键是安排耕牛。有的牛驯服，好使唤；有的牛，是牛脾气，不好使唤。安排一条驯服的牛，这一天就轻松；如果安排的是一条犟牛，这一天，就很费力。农活还没有安排完，有一个小青年就和父亲闹起来了，可能是安排他的牛是条犟牛，他指着我父亲破口大骂，并说：“你这个上中农，还管制我这个贫农，你是妄想！”我父亲还是小心翼翼地给他做工作：“今天，你吃点亏，明天，再给你安排一条好使的牛。”这个小青年把安工牌子使劲摔在地上，愤怒地说：“没有明天，老子今天就不干了！”清早派工，男女队员都集中拢来了。这个小青年的父亲，听到他儿子的吵闹，也冲进人群，摘下墙上的排工黑板，摔在地上，回过头来，冲着我父亲大骂，并扬言要动手打我父亲。围观的人群巴不得有人吵架，他们当热闹看，多吵一会儿，他们还可以晚出工，歇歇骨头。谁也不担心这吵架有什么可怕结果。我挤进人群拉走了我父亲。
时令到了六月，这季节里，正是早稻拔节抽穗季节。每年这个时候，生产队照例都要禁止六畜出栏。所谓六畜，主要是指牲猪。要求各家各户把牲猪关在猪圈里，不让生猪跑到田里侵害庄稼。先是召开队委会，讨论处罚措施。原后是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通过。一天，父亲一清早从田野里查看庄稼回来，见一头牲猪正在啃庄稼，父亲顺手从水田里抓起一把稀泥，甩在猪屁股上。受到惊吓，这头猪，竖起尾巴，一路狂奔到家。猪的主人是妇女队长。这妇女队长是我母亲的姐姐。她知道事情后，一路骂到我家。我父亲刚进门，我们正在吃早餐。她见了我父亲，斥责我父亲不讲良心，盯着她家，是欺软怕硬。我母亲见状，小心说：“姐姐，他做得不对，你多担待，看在妹妹份上。”我母亲的姐姐却说：“你有多大的面子？我还看你的面子！你男人打我家猪，这是打狗给人看。这是以为我们好欺负！我告诉你，我们家也是硬邦邦的贫农，不是你这个上中农欺负得了的！”我母亲还是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