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走了，这让薛琰也不禁松了一口气，就在方才，长孙无忌伸出来的橄榄枝，薛琰已经感觉到了，当时薛琰有两个选择，其中之一，就是接过去，这样一来就成了长孙家族的编外成员了，可以享受长孙家族庞大的资源，可是这样一来，只怕他此前所做种种，在太宗皇帝心中的那点儿分量都要荡然无存了。
说不定，因为这事，还要被太宗皇帝猜忌，闹不好就要大祸临头。
薛琰不敢冒这种险，所以他果断的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婉拒，会不会得罪长孙无忌，薛琰已经没心思考虑了，只要别在太宗皇帝那里被贴上朋党的标签，他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历来，要说帝王最喜欢什么，这恐怕一时半会儿还真的说不全，可要是说，一个帝王最讨厌的物品清单中，有一样是绝少不了的，那就是朋党。
打汉朝那会儿，皇帝就咬牙切齿跟朋党作对。
要知道东汉末了那几个皇帝，贪的贪，笨的笨，未成年的未成年，差不多没一个像样的，可他们就都知道要打击朋党，凡是沾上“党人”二字的，这公务员就算当到头了，不逮捕法办那就算宽大处理。
到了大唐，朋党同样是皇帝的眼中钉，打击力度从武德皇帝开始，一直到皇帝彻底失去权利为止，从来都没有轻过，轻则贬官流放，重则满门抄斩，朝臣们自然也是人人自危。
到了大唐后期，朋党闹得最狠时候，宰相有个不成文的自律条款：不在自家客厅接待客人，甚至连立下赫赫功劳的名臣裴度也不敢例外。
裴度最后一次拜相年纪已经不小了，没办法天天上班，只能在家里办公，又怕沾上朋党嫌疑不敢在家见客，结果朋党嫌疑倒是撇清，这文牍主义的害处也因此表现得淋漓尽致，结果差点因此耽误了平定叛乱的军机。
然后到了宋代，号称知识分子政策最宽松，可皇帝照样也跟朋党过不去，北宋的几个皇帝天天神经过敏，折腾与自我折腾相结合，一会儿抓这个党，一会儿抓那个党，弄得各级政府编制内干部翻烧饼般见天大换血。
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皇上讨厌朋党，大臣们也只能各想各的招儿来应付。
比较稳健的办法是自保，朋党嘛，自然有朋才有党，咱一个朋友都不交往，整天独来独往，这总朋党不起来了吧?
比较主动的办法是自辩，最有名的当然是那位欧阳修老先生了，他大模大样，郑重其事写了篇《朋党论》，用生花妙笔阐述了一个看上去很有道理、其实的确就是很有道理的公式——君子有朋无党，小人有党无朋。
那意思就是说，好人是因为志同道合才交朋友的，跟利益没多大关系，所以不能算朋党，只有那些为了升官发财和别人拉拉扯扯的家伙，那才叫朋党。
还甭说，欧阳修这通说法不但把皇帝给噎了回去，还成为此后好几个朝代那些被污蔑为朋党的好人，以及那些其实就是朋党的坏人，自我洗刷朋党罪名的最佳挡箭牌。
到满清大辫子的雍正一朝，鞑子皇帝一瞅这欧阳修大约肯定没法出来跟自个儿狡辩了，就鼓起勇气写了篇《御制朋党论》，把欧阳修连皮肉带骨髓来了个彻底批判，中心思想就是，甭管是君子还是小人，只要是大臣那就不该拉拉扯扯，否则就是朋党，就得严肃处理。
通古斯酋长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别说那些真的朋党，像索额图、明珠、徐乾学等等一个没跑，有些人明明不是朋党，只不过疑似，也一概脱不得干系。
雍正最宠信的大臣田文镜，明明因用了个贪污犯，惹出是非，被李绂、陆生楠、谢济世三个同僚给举报了，情急之下反咬对方是朋党。
这雍正一看，田文镜尖酸刻薄，连个朋友都没有，自然是忠臣，那三位有俩是广西人、一个在广西当过官，而且都参加过高考加公务员选拔，那一定是朋党了，统统严办。
这罪名担得窝心不窝心，还没办法反驳。
跟皇上讲道理，他就是最大的道理。
宋朝仁宗时候，规定不许进士管主考叫老师，理由说得明明白白，就是防范师生结为朋党。
可接下来是什么规定？
是规定所有进士都得管皇上叫老师。
这不是废了各主考官的朋党，又立了个皇帝的朋党吗？
号称最讨厌朋党的雍正也不例外，他一面用朋党的大帽子砸人，一面又在密折里跟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儿套磁。
比如有个官儿一直以为自个儿是年羹尧保举的，几次三番表示感激，这雍正又是跟本人澄清，又是找旁证坐实，要那老兄相信，其实皇帝才是真正的保举人。
吃朋党的醋都吃到了这份儿上。
这还不算，雍正还制定了一个“关照”制度，让外省的地方官分别挂靠中央的几个亲信大臣，比如他最喜欢的弟弟怡亲王允祥，如果这些官儿去得不勤，还要挨顿批评。
谁能说得清，他这是反朋党呢，还是扶植朋党呢？
其实啊，皇帝反的那是大臣私自结社组党，而不是真的要“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