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人正是崔榷的小妹，也就是被薛琰休掉的前任未婚妻崔玉儿，方才崔榷回府，崔玉儿就见着了，一直跟到了崔道基的书房门口。
父兄这几日都在盘算着什么，崔玉儿也是一清二楚，唐代的女子并不像日后宋代时那样，要讲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外面发生了什么，崔玉儿自然也都知道，外面的事情瞒不了她，府内的事情就更是如此了。
虽然崔玉儿也觉得父兄这样算计人家，谋夺人家的秘方，有些不妥当，可是如果被算计的对象是薛琰的话，那可就另当别论了。
对薛琰，崔玉儿简直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崔玉儿自小就知道崔家与薛家定有婚约，待日后要嫁给薛琰为妇，本来崔玉儿就对薛琰这个未来夫婿不甚满意，在她的心中，她未来的夫婿应当是出身高贵的世家公子，而不是薛琰这个出身低贱的寒门子弟，只是无奈当初的婚约是她父亲崔道基定下的。
原本嫁给薛琰，崔玉儿觉得就已经很委屈了，谁知道薛琰竟然吃了熊心豹子胆，一封休书，让她还没等出嫁，就成了弃妇。
那一日，崔榷从薛琰府上回来，与崔道基说这件事，崔玉儿就在外面偷听，听到薛琰居然将她休了，顿时如五雷轰顶一般，差点儿寻了断见。
谁想顶着一个弃妇的名声过上，尤其崔玉儿还待字闺中，竟然被未婚夫婿一封休书给堵在了家中，纵然是市井小民家的女儿也忍受不了这样的奇耻大辱，更何况崔玉儿这样出身名门的女子。
这涉及到一个女子的名节问题，虽然宋代以前，女子的明切并非人们视为十分严重之事，但是出身世家大族的崔玉儿不同，她的出身注定了，在她的一生当中不能有任何污点，尤其是名节上。
其实中国历史上并非一直到宋朝才对女子的贞洁问题格外苛刻，早在宋代之前，礼教就已经开始重视起了女子的名节问题，只是没有宋代那么变态罢了
（本章未完，请翻页）。
比如秦汉时期，当时，在理论上有刘向的《列女传》、班昭的《女诫》，以及《礼记》的**成书加以倡导。
在实行时，统治者还采取一些行政与法律措施，像秦始皇就曾在泰山、会稽等地刻石提倡贞节：“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佚，男女洁诚。夫为寄，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
并且，为褒奖巴清寡妇，秦始皇修筑怀清台，以劝导贞节。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寡妇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数世，家亦不訾。清，寡妇也，能守其业，用财自卫，不见侵犯。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
西汉宣帝也效法秦始皇，于神爵四年诏赐贞妇顺女帛。
东汉安帝也曾于“开初六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
虽然如此，但从总体上看，从秦汉以来一直到宋代程朱理学兴起之前，对妇女的贞节观念还是较为宽泛的，寡妇再嫁决不会被视为不符合礼教的规范而严加指责或禁止。
如前汉朱买臣妻离婚再嫁，是个人人皆知的故事，况且朱买臣发达后，还优厚地对待前妻夫妇。
著名的《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被罗母休回娘家后，也无人嫌弃，反而是太守、县令一再遣媒议婚。
到后汉，寡妇或弃妇再嫁更视若为常，如著名的蔡文姬，嫁三次，也并没有被人们轻贱，可见汉代对贞节观是较为淡薄的。
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分裂、动乱，从宫廷到地方，普遍滋生及时行乐心理，世风乱杂。
因此，无论统治阶层还是有名望的学者，都对贞节观念提出肃严之策，提倡诏旌门闾。
如北齐时的《羊烈家传》说，一门女子不许再醮，女子寡居且无
（本章未完，请翻页）子的，均出家为尼。
晋书《列女传跋》说：“盖女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在贞节观念上比前代保守，但对贞女节妇的约制却并不苛严。
唐代不甚注重贞节观念，从皇宫公主，后妃到民间，妇女改嫁和再嫁较为普遍。
白居易作《妇人苦》，指责要妇女守节是不公平的，他说：“人言夫妇亲，义合如一身，及至生死际，何曾苦乐均。妇人一丧夫，终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风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犹抱节。男儿若丧妇，能不暂伤情；应似门前柳，逢春易发荣，风吹一枝折，还有一枝生——为君委曲言，愿君再三听，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
至宋代，由于出了一班儒者，形成理学，改变了中国的学术思想以及风俗制度，也使妇女的贞节观念在崇古的基础上愈演愈烈。
在宋代开国初期，对于贞节观念还是很宽泛的，如范仲淹在“义庄”《田约》中，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费用，而男子再娶反而不给，他也从无指责妇女再嫁，范仲淹的母亲就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