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南转移清河崔氏所属的“农奴”是个工作量极大的事情，这不是简单的把人从河南运到扬子江，然后从汉阳码头上岸，就算结束。
涉及到的事情太多，皇帝、外朝、内廷、勋贵、世族、科举进士、中旨酷吏……从上至下由北到南，每一个层级都要打点，每一个方面都要照顾。固然赎买清河崔氏“家生子”的人更多，但只要武汉有什么动作，基本上机会导致一窝蜂。
这已经是这么多年大唐核心地区市场的正常操作，而且还没有律令来制约，可以说是相当的粗暴野蛮。即便张德再如何头疼，也只能呜呼哀哉徒呼奈何。
“追涨杀跌”人之常情，谁叫武汉采购成了“风向标”？苏杭淮扬等地的盐商、丝绸商、海商……每年进行来年规划的时候，武汉的大宗采购，就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武汉的大宗商品采购，其订单鲜有不公开的，当然想要收集这些公开的资料，难度系数也不小，一般的小商人小土豪，还真没这个资格和资源来玩。但凡能够跟进武汉采购订单的巨商，往往都是一地巨头，背景实力都无比雄厚，亲王郡王比比皆是。
因此当武汉准备赎买两三万清河崔氏所属“农奴”时候，这些“农奴”的“价格”直接涨了三成。
官面上是严禁蓄奴的，只是想要绕过这个“冠冕堂皇”，对于地方巨头来说，也没什么难度。
比如可以跟刑部有司勾结，判流放到XX县；比如也可以跟工部有司勾结，XX县需要XX工程，可调拨XX人到XX县行苦役……
然而这几年流行的都不是和官府勾结，而是和皇帝直接谈。当然皇帝肯定不会骑着马就过来和你签合同，办事的都是阴阳人死太监。
这个模式比较特殊，比如XX县为了报答皇帝老子对咱们地方的照顾，决定修个庙给皇帝老子磕个头，为皇上登基二十周年献礼！
百姓拳拳之心，皇帝老子乃万民父母，看在儿女们这么孝顺的份上，不能半点面子都不给吧。
然后皇上一看百姓很忠心，朕很欣慰，那就准了吧。但是，地方也很艰苦嘛，不能让地方太过耗费民力，这里有XX罪民若干，不若就调过去，也能缓解一下作业压力。
地方当然没有压力了，不但没有压力，还掏钱……
整个流程看上去就很和谐了，这是皇帝老子跟儿女们的“天伦之乐”，外朝官僚你们管得着吗？
然后过个几年，曾经在河北的XX氏，可能就成了岭南的XX氏，毕竟，苦役也是有尽头，早晚还得脱籍不是？但失去人身自由的这几年，其所有的劳动产出，都成为了地方建设的收益。
这些收益，放以前，那是绝对看不上的，历朝历代谁瞧得上？除非修的工程够大，可大工程还轮得到地方，那都是中央朝廷主持工作，地方在一旁刷“666”就可以了。
一切的变化，都源自武汉造船工业的不断进步，船运贸易的不断发达，核心地区市场的不断扩大，帝国影响力的不断延伸。
至于其它杂七杂八的机械技术、冶金技术、材料技术、加工技术……都是进一步强化这种需求，使得这种投入带来的收益得到前所未有的放大。
只是，以前大部分地区都无力承担这种投入，有些地方没有诸如忠义社、西秦社等等“外来资本”参与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自己琢磨如何降低成本，思来想去，也就是提高劳动量，把管理成本抵消掉，最为划算。
在一地“百里侯”无法直接把全县人民群众都弄成“劳改犯”的情况下，从外部输入就很有吸引力了。
说到底，这些个“朝廷命犯”，也算是中央对地方的投资，只是从皇帝的角度来看，地方建设本身对他也是一种长期收益，于是稍微收点“孝敬”，就差不多了。
以往的行市价钱自然是平稳的，但伴随着巨鳄的出现，比如武汉这种一张嘴就是犹如鲸吞的，那就立刻打破了这种几年来的微妙平稳。
可以说很遭人恨了。毕竟愿意豁出去不要脸皮跟皇帝玩这种勾当的县城，往往也算得上“穷山恶水”，尽管肯定也是沿河沿江，但往往都是小透明，绝对无法和富裕地区比较。
武汉来这么一出，也算是小小地延缓了一下许多县城的“发展”。只不过因为这些“发展”又是依附在武汉整体“扩张”之上的，于是也就只能“敢怒而不敢言”。
“今年这业绩，算是完了。”
“那个姓欧的阉货，前头还说‘湖北行省’草创，怎地也会给地方州县留着丁口。一转眼就跑去江夏给姓张的呵卵子，这他娘的……”
“涨了四成价钱，皇帝老子就不爱钱了？我他娘的就不信！”
“县里弄了个并线厂，前前后后存了两千多台织机，眼下就是缺人。中原大户家的人好使啊，女的都是织女，男的都是牛郎，屋里田里，都是好手。唉……眼下是完了，没人上工，织机也是个摆设，留着给虫吃。”
“你好歹是在荆州做事，实在不行，跟县令大人递个辞呈，跑武汉也能混口饭吃。我一个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