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我在北大中文系上大四。有一天，食堂的电视机周围站满了人。忽然，有人吹了声口哨，喊了句：“老美被人干了！”底下噗嗤一片喷饭声。
电视屏幕上，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烟尘滚滚，轰然坍塌。
BBS上热闹非凡。有人说这是对两年前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报应”。那一年BJ高校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示威人群用砖头把美国大使馆的玻璃砸得稀巴烂，外墙上满是墨水瓶和颜料瓶空袭留下的爆裂涂鸦。
这一幕总是让我想起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风暴在天空里激荡，船舶在水面上颠覆，死亡横行，而孩子们在大千世界的海滨集会。他们欢呼、跳跃、嬉戏。
“爱国派对”结束后，大家又老老实实去啃砖头一样厚的GRE词汇表，上新东方补习班，寄留学申请材料。
次年春夏，美国高校对华录取率及奖学金大幅锐减，一度风传签证拒签率达到99%。无论911究竟是我拿不到全奖offer的元凶，还是仅仅是一块遮羞布，我21年来的人生规划就此中断。
在此之前，我的成长轨迹就是一场真人版的闯关游戏。目力所及之处只有华山一条路，在通往朱门金榜的途中，白手翻红刃，十步杀一人。
升入北大，游戏进入为特殊玩家制定的Hardcore模式。这些人并非都是些“高分低能”的家伙，但毫无疑问，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竞技高手——除了京沪地区，一个专业在一个省数十万考生中通常只招收2人。以我为例，我做过的模拟试卷、用过的参考书，后来卖了90斤废品。
刚入学那会儿我常常做一个噩梦：迎新会上，前后左右的人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好，我是XX省的状元、榜眼、探花，请问你是第几名？
在TOEFL满分还是677分的年代，按照这所大学流行的标准，650分以上才算及格。有的人通过发疯、轻生、辍学等方式提前按下了ESC键，多半是因为一朝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能成为第一，甚至可能排名垫底。
我常听见同一栋宿舍楼的一个女孩，在夜里鬼哭狼嚎，咯吱怪笑。那声音就像一个人的灵魂在唾弃自己笨重的肉身。
我深知，我未来的履历将像当初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一样，被长辈们当成祭品在祖坟前火化。因此，我必须保证履历上的每一项都漂亮到无可争议，从社团活动、奖学金到文体竞赛。
唯一的一个“污点”，是我当时在和一个六七门功课红灯高挂的外校男生谈恋爱。每次去他宿舍，看见7、8个男生一起抽烟、喝酒、打牌、联机打网游时，我便会生出一种仿佛乾隆微服私访、考察民情的奇妙心境。那间宿舍有8张床铺，最多的一晚有5个女生留宿。熄灯之后，上下铺一起地动山摇，吱嘎乱晃，如疾风骤雨一般，暗喘声此起彼落，真是难言的壮观。
我常想：所谓青春，
就是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悬着一颗气球，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膨胀到爆炸。
只不过别人的气球里装的是荷尔蒙，
而优等生的气球里
却灌满了一种叫做“挫败感”的剧毒气体。
我常想：所谓青春，就是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悬着一颗气球，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膨胀到爆炸。只不过别人的气球里装的是荷尔蒙，而优等生的气球里却灌满了一种叫做“挫败感”的剧毒气体。
而在我的学校，环顾四周都是凿壁借光的现代版本。大考前，宿舍廊道和厕所里都是温习苦读的人。我的室友阿娟来自HN农村，她到BJ的路费是全村人募集的，三个亲戚合起来才凑了100块。夏天她只有两件换洗衬衫，同时做两份家教。
她经常揣着馒头咸菜，在教室和图书馆泡上一整天。笔记本里、书的扉页还有糊墙的白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类的格言。
4年后，她被保送汉语专业的研究生。
不论怎么说，中文系的日子还是要比外系好过得多。我的朋友Dora所在的国际金融专业是各省高考状元的集中营。第一名各科平均成绩与最后一名只差6分左右，中间排着四五十号人。那个只消在临考前一晚熬夜翻翻书就能拿第一的人，就是她。她是我们那年全国文科高考状元，创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分纪录。
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考状元演讲团”之类的活动邀约，尽管报酬相当诱人——一次1000元，等于每月大学生生活补助的20倍。
有一次我同她谈到，高考结束后，全班同学在教室里集体撕书，将电风扇开到最大档，把书本抛上去绞成漫天雪花。她呵呵笑着说：哦，原来你们也这么干呀？
我们都来自普通市民家庭，也都很明白“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科举制度是一项简单粗暴、成本低廉的普惠性福利，以牺牲心智为代价，实现社会重新分层。作为既得利益者，最好保持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