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到了狱卒的说话声，听到了检查团员们相互说话声。
人们在议论那阵风，有人在关切询问谁有没有事，然后那个老人的话音传来。没有事。人老了，有些不灵便。噢，刚才那股风真大。
（是的。就是他。绝不会错。）
（一个老头儿。哈！）
“噢，刚才说哪儿了？”老人自嘲般笑，然后补充，“对，是说到证据了。证据确凿吗？”
“那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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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还是在说我。等等。（……那没有问题？？）
证据确凿吗？
那没有问题。
——那没有问题？什么没有问题？（为什么是“那没有问题”？）
为什么是：
那、没、有、问、题？！
我的头脑已经有些混乱，我想我是有些太过于神经质，否则怎会在这危险时刻净想些无聊问题？
如果要认定一个人有罪，那还不简单？自古以来好象就有一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何况私藏枪支和剧毒药品本身就是犯罪。
但是……好象总有个疑问……他们怎能根据一个疯子的指正而认定是我杀人？在快捕房档案中，陶涛不是一而再再而三报假案说有人杀人？……且慢……陶涛──他是不是真地曾杀过不止一个人？是不是……他每次报的案，其实……都是他自己的杀人案？
我的呼吸忽然急促。
我的皮肤发麻，难言的恐惧，笼罩了我的身心。
长久以来，我根本不敢想到过去。
我知道我不是所谓的性情中人，对许多事，我一直以玩世不恭的冷漠来对待，但我知道我对陶涛的感情，也知道，我对我曾经爱过我的所有人的依依情感与隐隐歉疚，我更知道，我其实也在尝试也在适应生活，而接受并付出“爱”，是我的实践表现。
但是，我的真爱，被我潜意识中的我的兄弟，甚至潜意识中的我的代表者，残酷的杀害，这样的事根本超出我想象能力，我无法接受这事实。
我想我应该杀了陶涛。
可是现在，我必须承认，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来，还是陶涛更重要些，否则，无论他们有多少证据，我也会尽我所能，通过法律或武力，尽可能地维护我的清白，为我的女人报仇。但我没有。
我知道从此刻起，我再也无法欺骗自己。此前的拒绝说话的种种理由，诸如说了也没用，我要杀了自己杀了陶涛等等，都是自我欺骗。
是的，我知道在内心深处，我已选择了牺牲我自己这条路。在爱与恨、责任与义务、愤怒与发泄、实施与放弃的多重矛盾与心理压力面前，我的深层潜意识，妄图通过毁灭我自己，以便达到维护比我还重要的陶涛的这种方式，来达到应付浅层潜意识的指责的目的。
而也唯有如此，才能掩盖我心理矛盾的真相。
可现在……现在我真地不能，再欺骗自我了！
我已经发现了自己心理活动的真相！
我真地，无法再欺骗自己。
这真痛苦。
不是吗？
可为什么？为什么要让我在这种时刻，在这种命运几乎已无法改变的时刻，我才能发现真相？
为什么要让我知道真相？
就让我在这种自以为是因环境所然的自我欺骗中被无法改变的趋势所毁灭又有什么不好？这种真相所带来的打击为什么不在我坐进电椅后才尝受？
这种痛苦……这种痛苦……
*********
──不！──呜──呜──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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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歇斯底里地吼叫，长长的凄厉而巨大的声音不亚于警笛长鸣。
长长长长的吼叫声中我募然间坐起来。眼前就仿佛慢镜头，我首先看到三步远处两名狱卒惊呆的表情，然后注意到灰蒙蒙几乎是阴暗的黄昏般天色下几十名狱卒视线向我集中来的动作，然后我注意到，每一个人都在把身躯或头颅朝我转过来，注意到检查团成员在回身。
我吼叫着，在惊鄂、吃惊、警觉、错鄂、惊骇、恐惧……种种表情、种种目光以及随之而来下意识后退、拔枪、举枪、做势欲冲等等反应中冲了出去。
我的手臂挥舞着，近处那两名刚刚把水火棍扬起的狱卒风筝般飞了出去，水火棍划出弧线脱手而飞。
我向前冲去，向检查团成员冲去。
一步、两步、三步，有人反应过来了，至少有六名狱卒挥动水火棍从不同方向朝我冲来，检查团成员有一个惊恐地后退一步，撞在另一个人身上，犯人中有几个不由自主发出惊叫。
四步、五步，我从第一个冲到的狱卒身边冲过去，惊叫声相继发出，犯人有人在后退有人在摔倒，检查团后退的那人无法收势，和被撞的人趔趄着向一边歪去，一个狱卒和另一个狱卒撞在一起，远处一名狱头儿向天空鸣了一枪，更多人开始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