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的印象之中西北和外省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两点一是重视实业这自不用多言实业是西北展的根基。而另一个让国人侧目的则是西北极为重视教育即便是在这个战争时期西北省的教育经费支出仍然占到全省政府支出的19.8%占到政府支出的近五分之一。
另外一个数字或许能够说明一切就是西北一省的教育经费支出过了北方政府的教育支出再加上数额庞大的非官方的教育基金和个人捐赠西北省的教育经费的实际上可能过全国各地在教育事业上的投资。
有了充足的教育经费作为保障使得西北可以在几个月内就在全省各地推行强制性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现在的西北一省一千三百多万人口之中中等实业学校和中小学在校生人数过两百万人拥有接受过短训的老师近十万多人这个数字甚至于接近全国总和而中学生则远远过全国中学生总数的数倍。
司马曾经说过最值得自己骄傲的就是西北的教育用了两年的时间建立这个时代的中国普及到每一名儿童、少年的义务教育体系西北的这种带有强制色彩的义务教育体系有别于这个时代教育壬子癸丑学制而是直接把美国的“六三三”学制抄了过来小学六年再加上三年的初等中学、三年的高中或师范学校或中等实业学校。初中的单独设立有利于西北的教育普及也使得西北可以在全省推行九年制的义务教育。
当然在构建西北的义务教育体系的同时,司马并没有忘记构建西北地高等教育,从最初的为培养用于和外国技术专家沟通的的翻译人员的翻译学院到培养技术人员的技术专科学校,都在短期内建立了起来,而其中最为重要就是目前仍然处于初创期地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创建于共和六年元月为了把这所大学办成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当时除了政府投资和西北公司以及企业投资的数千万元之外司马还和西北的企业家们捐赠了多达两千余万用于征地建校、构置教学器材期间为了满足学校的教研需求而又多次追加投资。
以至于日本报纸上曾经酸溜溜的说西北用可以建立一支战列舰队的资金打造了他们梦想中的大学校但是却指出大学并不仅只是大型的学校。就像流传地一个笑话一样西北正在走上一个误区无论是都要大的要最大的规模但是大学并不是工厂规模大并不见得是好事。“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对于这句话。作为创建西北大学地主导者司马当然有深刻的体会在后世各个大学要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但是他们所谓的一流就是大型的而豪华的“学校”各所大学所做的就是忙着圈地、盖大楼忙着扩招却忽略了大学精神之真谛。
苏格拉底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学风。决定了一所高校的前途。耶鲁大学为何成为世界性的一流大学其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强调自由地思想和自由的学术空气。这种“自由教育”的原则使耶鲁能够包容各种思想流派。保持勃勃生机。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
对于初建的西北大学而言学风的建设和校长的选择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司马在的选择校长上非常谨慎曾经一度司马还想过直接聘请外国教育学出任西北大学第一任校长但是最终于出于民族自尊司马否决了这个念头最后选来选去司马选中了一个浙江余姚县人---蒋梦麟。
蒋梦麟幼年在私塾读书。1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o8年8月赴美留学。第二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
在历史上他曾出任京师大学地校长。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地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地校长。最明显地例子。莫过于就数地位相当尴尬地蒋梦麟。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京师大学校长地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地。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地京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而让司马更加欣赏地却是他地那种“对本国文化地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地了解愈易”地教育思想。他非常注意十分重视中西结合。文理贯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须有国文功底;入国文系者需有外文成绩。把《科学概论》作为所有文学院一年级学生地必修课。理科各系则把国文作为一年级学生地必修课。
至于他用了十五年地时间。把“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地京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则是司马看重地另一个优点。大学应该是只是一个纯粹地学术中心。学生要做地就是安心学习。这才是他们地权力和义务。
在西北提供地充足地经费地支持下。蒋梦麟出任校长后可以从全国甚至全世界聘请最好地教授。上任之初。他即叮嘱西北文、理、法、工四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