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中庸
5—45正青智者问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步石答：我们如果到西方哲学中去寻找一个词来代表“放于利而行”，那么，“放任自由”再合适不过了，简直就是的。好了，讲到自由咯，可以顺便问你一下，你是自由派人士，还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兼有的？你拥抱的是哪个自由？讲到自由，就无法回避意识形态、政治议题了。有人说你前面就回避了，前面回避是正当的，恰当的，倒不是怕敏感不好讲，而是因为不确定。因为启蒙运动中社会科学其实是处于发育阶段，首先是哲学家相互启蒙，他们偏激、跑偏、相互批判甚至否定，思想正如哲学史评说的那样——混乱。以哲学史为证：[西方哲学史]第十三章启蒙运动理性和进步第六节卢梭——对启蒙运动哲学的逆反——“启蒙哲学家对理性的张扬可能有些过分了，而卢梭则提出要张扬情感”，，，“在启蒙哲学家赞扬进步的地方，卢梭则宣布要回归自然。”
哲学家的政治主张叫政治争论，那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至于我不知道“有”，倒知道哲学家的“没有”，三没有：
（1）没有一位哲学家完全实现他的理想。
（2）没有一位哲学家的理论完全被采纳。
（3）没有一位哲学家为政治设计出一整套具体制度。
问题来了，这么不确定、弄不清的东西、需要仔细批判甄别的东西拿这里来大众化的讲，是什么行为？在我认为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还有买弄学问的嫌疑。演绎者只能讲一些确定的东西，你总不能不要我讲事实呦，对不对？西方理论家的理性分析就好比那一条射线，跑偏是可以想象的。
你完全可以听他理性分析，同时你也要当心一点以防止一不小心被他弹射到宇宙外面去。变成“历史之外的历史”。中国的理性分析有实事求是、一分为二、道法自然、一阴一阳之谓道等制约，可以有柔软的转变。这样的不同在东西方人的性格、为人和处事上都能看出来。过分的理性以理性制之、以柔情化之；不当的情感以理性醒之、以道德范之。
是什么造成了哲学家的三没有？是理论本身。大多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或几个假设之上，所以理论就好比如数学方程式了：Y=X+3或Z=X+Y+3。一位农民问哲学家，Y现在等于多少，哲学家滔滔不绝，比如说：“如果X=1，那么Y就是4”，农民不耐烦，追问到底是多少，哲学说那你自己去弄清楚X是多少再来问我。农民反问，我知道是多少还来问你啊？所以，知道X是多少就是技术！那么技术员、政治家等实践家就不可缺少。
任何国家政治制度都是统治者与人民以历史与文化为基础，通过在现实中的斗争、谈判桌上的妥协而形成的，可以认为是经验的积累而不是理论设计。对中国社会使用“启蒙运动”一词是可以，那就可以追溯到100多年前了。谭嗣同的义举难道不是启蒙？对不对？五四运动难道不具有启蒙的作用？对不对？
100多年来，纯粹的知识分子基本是“学习型”的，他们勤奋地引进几乎所有现代思想、科学知识，提出科技兴国、教育兴国等，这些思想、知识和口号难道不能启蒙？对不对？这些都可以被认为是自发的。各种思想、理论、概念进来接受现实的考验和淘汰比如，理性即科学，科学这个词使用得比较多。而选择社会主义，要是按西方哲学史说的“自由”来看，好象还有点必然性呢。
我们现在讲的自由主义不是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讲道德的自由，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吻合。由于自由主义容易走向放任自由的自由主义，所以后来并不是不要自由主义，而是加强法治，切实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我们想想别的吧，比如孔子话语中的“放”与“怨”的主体各自是谁？请记住孔子的话吧！讲一点中庸之道，也就不谈什么仁义了。
想到几个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
自由有两种：自私自利的自由和道德仁义的自由。
（1）自私自利的自由——法制规范——秩序的自由。
（2）道德仁义的自由——道德规范——自律的自由—秩序的自由。
真实的或说现实的自由社会的自由是两种自由的混合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