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或落水而死。明灭虏将军王复臣、总兵姚之贞、张先轸、王继业、杨春普等先后被清军擒杀，损失士卒大半、战象三只、马骡二千三百余匹，刘文秀的抚南王金印也被清军缴获。
吴三桂于险胜之余，曾对左右叹息道：“生平未尝见如此劲敌，特欠一着耳。”
刘文秀率领残兵败卒返回贵州，孙可望深为不满，下令解除他的兵权，发回昆明闲住；张先璧则被乱棍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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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战役期间，因为双方谁也吃不下谁，明清双方在湖南战场上长期处于相持局面。在这段时间内，孙可望率部牢牢扼守着辰州、沅州、武冈一线，清军则守着常德、长沙、宝庆地区。顺治九年屯齐率领由尼堪带往湖南的满州八旗兵余部回京休整，此举让刚刚到任的五省经略洪承畴叫苦不已，忧心忡忡地向清廷连上数份奏报，要求清廷给他增兵，否则湖广局面不得改观。
洪承畴叫苦自有原因，顺治用他是为了执行当年多尔衮定下的“以汉制汉”之策，以避免满州八旗在南方战场损失过重，因此洪承畴一到武昌。顺治便急令在湖南的满州八旗兵由屯齐率领全部撤回北京，湖广战事完全由汉军旗和绿营负责。然而，洪承畴指定调集到湖南的兵马只有一万多人，加上原驻湖广、广西、四川的绿营兵也绝对难以同孙可望、李定国等指挥的南明军队相匹敌，实际可战兵员只不到两万。依为主心骨的满州兵一撤，汉军和绿营更是惶恐，面对当面的孙可望指挥的数万南明军队皆生惧意，不敢轻易生衅，若非孙可望此时也无力再在湖南发动攻势。湖南很可能因为屯齐部满州兵的撤离而尽落明军之手。
洪承畴知道仅仅凭借自己麾下的兵力要对付孙可望直接指挥的湘西、贵州明军和夔东十三家军队不仅不能克敌致胜，连守住湖北彝陵、荆州，湖南常德、长沙、宝庆一线都毫无把握。至于他经略范围内的广西大部分地区仍为南明大将李定国所控制，就更是力不从心。
再者湖南久经战乱之后。地方残破，所谓大敌在前，小寇在野。满兵络绎，加送迎之烦。而招徕一二难民亦复鼠窜。百姓不来。有司欲去。洪承畴驻节的长沙城更是满城极目萧条，宝庆城内城外无民无房，并蔬菜买卖俱无。
面对这样一个烂摊子。洪承畴一面竭蹶从事，努力组织绿营等汉兵固守地方，一面请求朝廷另遣满军助战，督促清廷命靖南王耿继茂迅速移镇广西梧州，实际意图是把攻取广西、牵制李定国部明军的责任推给广东的两位汉人藩王。
清廷收到洪承畴的奏疏以后，没有下旨让靖南王耿继茂移镇广西，但也知道单靠洪承畴节制的汉族兵马难以同明军一竞高低，于是顺治十年十二月，顺治任命固山额真陈泰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同固山额真蓝拜、济席哈等带领满洲八旗兵前往湖北、湖南镇守。陈泰被任命为宁南靖寇大将军后却没有统兵南下，而是等到屯齐部返回北京后才南下，时间一下就过去一年多。
顺治十二年四月，陈泰派出的先遣八旗兵固山额真济席哈和蓝拜的军队才进入湖南，他本人带领的军队行至湖北监利县境因江水泛滥，河堤冲决，无法前进，直到病死军中也未能到达湖南。
固山额真济席哈和蓝拜统领的八旗兵到达湖南后，孙可望自知斩将搴旗非己所长，决定重新起用因保宁战役被削去兵权的抚南王刘文秀。可是，刘文秀自从保宁战败被剥夺兵权后日趋消极，他废居昆明时甚至想进山学道。孙可望几次召他至湖南都不至，最后在孙可望的坚持下刘文秀才出任“大招讨”一职，永历九年（伪顺治十二年）春，刘文秀才率领大将卢名臣、冯双礼等部马、步兵丁六万、象四十余只，踏上了东攻湖广的征途。四月，刘文秀部集结于湖南辰州，计划先攻占常德，切断洞庭湖西面湖北、湖南的通道，然后收复长沙、衡阳、岳州，得手后再北攻武昌。
按照刘文秀的部署，明军进攻常德采取水陆并进的方针。刘文秀派卢名臣率领一支军队乘船由沅江前进，自己率军由陆路进发。明军出发之时正值涨水季节，卢名臣部乘坐一百多艘船只顺江而下，四月十七日即攻克桃源县，活捉清朝知县李瑢。可是，刘文秀亲自带领的主力却因为连日下雨，溪水猛涨，道路泥泞，行进非常困难，马步兵滞留数十日，根本无法同卢名臣所统水路军队配合作战。
洪承畴和陈泰得到刘文秀大军入湘的消息后，迅速作出对策，除了从衡州等地抽调军队回守省会长沙外，五月初十日，调遣荆州满洲八旗兵赶赴常德，加强防御力量。五月二十三日夜，卢名臣部进至常德城下，遭到优势清军伏击，由于得不到陆路明军的支援，激战到次日，卢名臣中箭落水殉国，水路明军几乎全军覆没。
战后，清军加强了面对辰州的防务，刘文秀水、陆两路夹攻的计划宣告失败，卢名臣的阵亡又严重影响了军心士气，刘文秀只得放弃攻取常德的计划，带领军队退回贵州。孙可望对刘文秀的举措深表不满，又一次解除他的兵权，让他返回云南昆明闲住。
孙可望任命刘文秀为大招讨，本意是让他在永历八年率军由湘出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