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姓愚昧，落后，但是却非常能适应各种新鲜事物，先前还对洋货敬而远之的他们，如今居然对洋货如数家珍起来。
经过了庚子年（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现在的大清国百姓们反思起来，也开始接受洋玩意。庚子事变的错误也并非是由中国百姓引起，而是由各地外国教会传教士与信仰天主教的中国教民的贪婪，最终才导致了中国百姓仇视洋人，最终酿成大祸。
但是现在曹跃当政之后，要求各地政府秉公执法，并且暗中对洋教民进行打击报复，并扶持传统道教、佛教、喇嘛教和萨满教，对洋教教徒增加税率等等措施，又因为在天津屠杀之中，德国人对教民一律采取屠杀政策，使得很多人对天主教等充满着不信任感，天主教会力量大减，百姓们与教民之间的矛盾也减少了。
当然，让百姓们更加安心的就是朝廷开始整治吏治，对贪赃枉法之徒采取杀无赦斩立决没收财产全家冲边等举措，让百姓们有了宣泄的窗口。尤其是在1901年这一年中，根据刑部统计，大清国总共处置了400名朝廷贪官，没收财产总价值达到两亿，尤其是大量的土地被没收之后，以朝廷的分发给当地没有土地的身家清白的百姓们，大大缓解了清末的土地兼并矛盾。
曹跃没有贸然地打压地主阶级，没收地主土地来环节土地矛盾，而是采取了惩治贪污犯株连地主的方式，起码给人家一个不容反驳的罪名，名正言顺地没收土地分发给百姓，环节土地矛盾。从这一点上来看，曹跃的政改尽管激烈，却并不鲁莽。
年末的时候，张之洞终于病愈归来了，他在病中也时时不忘关注朝政，尤其是曹跃的种种新政改革，他非常担心这些新政改革会引起国家激变。从曹跃主政之后的一系列土司改省以及扶持工业农业项目与日本英国多方面合作来看，曹跃的新政改革完全被张之洞言中了，他的改革极其激烈且带有强制性。
但幸运的是王文韶与许应骙这两位老人入主军机之后，迅速稳定了人心，也控制了改革的脚步让社会和民心开始沉淀。
曹跃就像一头奔牛一样，王文韶与许应骙则像是两个赶牛人费力地拉住了缰绳，免得曹跃这头奔牛跑得太快，以至于大清王朝这座马车翻车。
当张之洞病愈还朝之后，曹跃代表大家对张之洞表示恭贺，与此同时新科举制度也即将开始了，此时的北京城聚集了大约一万名全国各地的学子们。这是历史上最大一次人才选拔，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对沿用一千年的科举进行改革，多少让人有些担心，但也让一些人看到了希望。
此时的北京城，尽管进入冬季，但热闹非凡，每一个客栈都住满了人，每一天都有学子不断来到北京城，甚至于北京城的煤球钱都涨价了。
作为本次科举的主考官，不但有人拜访张之洞，希望打探一些消息，而张之洞除了早在春天公布的考试方式和内容外，其余内容并没有详细给出。这让许多学子非常难受，他们纷纷指责朝廷这次关于科举改革太过盲目，为了改革而改革，注定要失败。
曹跃因为军阀的出身，并没有参与这次科举改革之中，因此反倒没有遭到士子的指责和谩骂，而被骂最多的当然就是张之洞了。张中堂病愈归来之后，将全部精力全都投入到辛丑年科举上来了。
科举一定要改革，大清政府宁可走错路，也不能驻足不前。如果张之洞拿不出科举改革的方案来的话，曹跃曹中堂一定会插手其中，而武夫曹跃插手科举改革的话，那么文人们就真正的遭殃了。
在最后的一个月内，曹跃也焦急起来，频繁发问，礼部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
终于在11月5日这一天，礼部做出了最终方案，并传榜京师各地。
辛丑年科举考试的时间定为12月的1、2、3、4、5这五天内，其中12月1日考体育，12月2日考杂学，12月3日、4日和5日考八股文。
新科举考试明确定为三门科目，其中体育总分进一步下降，降到了50分，所考的科目只有一项，就是3000米跑。能够在1个小时跑完30分，半个小时跑完40分，15分钟跑完45分，15分钟以内少一分钟则加1分，因此10分钟内跑完3000米则得到满分50分。
后世的三千米跑男子世界纪录是肯尼亚人丹尼尔科曼创造的7分20秒，所以曹跃相信这个体育考试能够得得分相对容易一些。而且如果连3000米一个小时都无法完成，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不要也罢，也被剔除第二天的杂学考试。
先前关于体育考试是否纳入科举考试就引人广泛讨论，许多读书人认为体育考试有辱斯文，但还有一部分支持者以君子六艺为理由，认为应该恢复礼乐射御书数考试。当然，恢复六艺考试当然不可能的，但起码考体育有古代理论基础。
12月2日的杂学考试试卷满分增加到了100分，上午考中国史与世界史，下午考科学等各种知识，两卷分别是50分，总分100。杂学考试每张纸卷只有选择题，分别以甲乙丙丁为选项，由曹跃与礼部官员以及外国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