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前往海外谋生的华人，喜欢以地域或是亲缘关系聚集在某一处，形成一个个集中的华人聚居地，俗称唐人街。
唐人街里的华人，因为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加上文化素质方面的欠缺，大部分人都不重视当地传统，也不主动融入当地的社会：休息日照常开门营业，经营中不遵守税法、劳工法等方面的规定；很少与当地人沟通，随地吐痰、高声喧哗等；即使赚了钱，也很少在当地投资、购置不动产，只把当地当成赚钱的地方。
这些问题，带来一个后果，那就是受到当地社会的排斥，这都是早期在海外谋生的华人，所必须要面对的。
边缘化的处境，又拒绝走出唐人街与当地社会融合，让那些身在异乡的华人，不得不团结起来合作互助，诞生了一个个具有一定黑帮性质的华人团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哪个互助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如何相互帮助、友爱，最后都会蜕变成帮派组织，忙于争抢地盘和收保护费，用非法生意来维持生存，这就是大部分海外华人各种互助会的最终命运。
物离乡贵，人离乡贱。那些在他乡异地的华人帮会，如何能与本地的黑帮抗衡？那些海外华人帮派，欺辱的对象绝大多只可能是本国侨民，那些所谓‘华人黑帮征服全球’，只是地摊文学式的传说。
所幸的是，随着国门的打开，一批新华人移民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他们正以和祖辈完全不同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这一批新移民，第一个落脚点，并不是发达的欧美地区，而是印尼的泗水和雅加达。
这些新移民与传统的、以赚钱为目的的华人不同，他们仿佛有花不完的钱，一来到泗水和雅加达，第一件事就是竞标基础设施项目。出人意料的是，这帮从澳门来的商人，他们居然能以同等的条件击败当地的建筑商，抢到大量的基础项目；而且这些人还与那些权贵、官员称兄道弟，出入于他们自己经营的‘天上人间’、‘沐尘’等高档夜总会、俱乐部。
在那些权贵与官员的关照下，澳门商人们很快就在印尼站稳了脚，包揽了原来由本地建筑商垄断的基础设施项目。本地建筑商不是没有反击过，但几个领头的被警察扔进监狱，再看到那些从东欧来的金发美女，陪着一帮高官四处招摇，他们都退缩了。
随着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数以千记的华工从大洋彼岸而来，紧接着的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盘踞在泗水、雅加达华人聚居地的帮会全部被打垮、吞并。那些平时只敢欺负自己同胞的首领，劣迹斑斑的被警察抓获扔进监狱，罪不致死的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叫‘刑天社’的华人组织。
要说这个‘刑天社’也很有意思，他们不但不向华人商铺收保护费，而且还运用他们的势力保护华人，不让当地的黑帮、警察骚扰那些华人。只是这个组织强硬地要求所有华人商户，必须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在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礼拜时关门休市，向炎黄二帝、道教三清、佛祖、孔子、孟子等先贤或是祖先祷告。
也有些华人不服从过，但伴随而来的就是蛮横无理的鞭笞。‘刑天社’成员将不服从的华人，从店铺、家里抓出来当着众人被扒掉裤子鞭笞，理由是不敬祖宗不敬先贤，不配在当一个光荣的炎黄子孙。
一段时间后，不但是聚居地里的华人，哪怕是在泗水、雅加达生活了数百年的华裔，都习惯了‘刑天社’这个强力组织的规矩，伊斯兰、基督教徒礼拜时，也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向满天神佛或是祖宗祷告。即使迫于印尼歧视性的法律，华人无法以自己的方式庆祝传统节日，也会在节日时关门休市，聚集在佛教寺庙里，以礼佛的名义进行私下庆祝。而那些平时黑脸黑面的警察，也在‘刑天社’的收买下，视若无睹甚至帮着维护秩序。
九十年代初期，印尼的经济发展迅速，被称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特别是九五年被美国一些大媒体连篇累牍的宣传，极大地提高了国家形像。**统治者苏哈托甚至登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的封面，被誉为‘印尼发展之父’，一时间在东南亚风头无两。作为幕后功臣，帮着政府张罗、结交、接待美国媒体记者的孙磊，也受到了苏哈托的接见，被亲口誉为印尼新华人的代表。
在媒体的吹捧和大量利益输送下，九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印尼当局终于取消了对华人歧视性的法律，允许华裔开办华语学校、按自己的传统习惯庆祝节日、有限地招收华裔公务员、军警……等。
时间过得飞快，等到九七年六月初，泰国首先爆发金融危机前，‘刑天社’这个半公开的半黑帮组织，已经隐隐成为能代表印尼华人的一个半地下政党；而且与民主党、专业集团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许多政府高官的财务投资顾问，通过澳门大大小小的赌场、‘刑天社’遍布东南亚的商业网络，帮他们将非法收入漂白成合法收入。
通过‘刑天社’这几年的努力，绝大部分还有家国情怀的华裔，开始认同他们的主张——民主、自由都是争取来的，不是靠忍让乞求来的。相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