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是乱世中的至宝。
余翔签发宰相令，全国粮食统一限价，民间买卖粮食，绝对不能高于限价，对于屯粮居奇者予以严厉打击。
南京是大明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拥有世界上第一大城垣。鸡笼山麓的国子监学生近万人，日本、朝。鲜等国的留学生趋之若鹜，是当下最令全世界学子最向往的地方。
吕维祺调任南京知府，郑先成任南京总兵。两人先前在洛阳指掌军政大权，配合相当默契。
吕维祺在南京府开展了对不法商人屯粮居奇严厉打击，平抑粮价，稳定粮食市场，对整个南方起到示范作用。吕维祺在南京的举措被认为是朝廷的态度，南方各地也开展了如火如荼的粮价清理运动。
战争年代，老百姓对于粮食非常敏感，宁丢一锭金，不舍一粒粮是共识，战争容易导致物价飞涨，金银贬值，真正战乱来临，纵使有再多金子，买不到粮食，钱再多也没有什么用，因此，战争年代，老百姓会捂粮惜售，那些王公贵族，富商士绅们，更是将粮食囤积起来。是以，历史上偌大的明朝，北方出现人吃人的惨状，但南方依然富足，可是崇祯就是无法从南方调集粮食救助北方灾民。
崇祯无法将南方的粮食给调动出来。可余翔得想办法将南方粮食给弄出来。
余翔上任以后，在北方各省，大力推行战时特别法。北方各省是灾年，推行战时特别法，实施保粮区建设，勉强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但是，庞大军队对粮食消耗是个天文数字，单靠北方各省老百姓从牙缝里挤出粮食来，万万不能满足粮食需求。余翔必须想办法从南方那些屯粮大户手中，将粮食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拿出来，而不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
首先，南京府为表率，发展生产，广种粮食作物，大面积减少经济作物种植，当下是冬天，吕维祺要求农民种植冬季蔬菜，减少对粮食的消耗，将粮食节省下来。行政性执导来年春耕，增大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经济作物种植，给老百姓以来年粮食充裕，来年粮价必会下跌的预期。
余翔要求以略微高于市场限价收购粮食，也就是说，官办粮食收购站的收粮价格要高于市场价格，老百姓肯定会将粮食卖给官办粮食收购站。
并且还签署了一份宰相令，明确要求来年夏收以后，粮食指导价格必须低于现今粮食价格，这样，进一步强化了粮价必跌的预期。有点类似后世期货手段。
做了这些工作后，当下最要紧的就是建设水利工程，增加保粮区建设，在北方各省，余翔大力推进妇女解放运动，将妇女也作为劳动力推向社会，这对于之前，绝对是一个极大的变化，之前女子很少出门的，不是农奴家女子，一般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妇女解放将女子作为劳动力推出，当然，余翔会适度掌握，不像后世，女人实在太辛苦了，在社会上和男人一样干活，还要生儿育女，照顾家庭，女人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余翔要尽力避免这种情况，尽量让男人生活能够养家糊口，女人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社会分工比较合理。
保粮区大量建设，从南到北，来年的粮食产量，必将提高。北方几省粮食很快收购上来，有些乡绅最后将好几年的陈粮拿出来，卖给了朝廷。
对此事最敏感的是商人，他们见粮食指导价与政府收购价有价差，他们卖的许多紧俏商品，不用现银交易，而是要求用粮食交易，然后他再将粮食卖给收粮站，再赚取一个差价，做到商品利润最大化。
慢慢地，南方市场上粮价松动，一些大户纷纷卖粮给收粮站，这种松动呈现多米诺骨牌效应，屯粮者留足自家口粮后，纷纷卖粮给朝廷。
从南方市场上收购上来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向北方。
粮食收上来了，前方战士就无后顾之忧。左良玉对农民军进行打击几战几捷，农民军的核心力量被消灭殆尽，李自成原来还打游击，后来游击打不下去了，逃得不见踪影。
陕西逐渐安定下来，大量救灾粮被运往陕西，农民有口饭吃，有了条活路，都安分下来，中国农民非常安分守己，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造反。
前些年陕西大乱，人口减员严重，留下的了大量的土地，朝廷减免税收政策，陈志平被派往陕西进行水利工程建设，经过一年的恢复发展，陕西粮食自给自足没有问题。
散布各地的山大王，在朝廷颁布战时特赦法作用下，纷纷投降朝廷，从良以后，因为担心犯事后被算账，都很老实低调做人。
法律，才是维护社会的根本，大明的各项法律都在完善，胜英已经成为大明司法尚书，，他抓紧时间完成各项法律。
按照余翔要求，法律不求最好，但是要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完善，法律要有自我进化功能，并且要有及时自我纠错功能，不能教条，要与时俱进。制法谨慎、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充分体现法律尊严，这与儒家思想倡导“礼治、德治、人治”有所不同，儒家倡导通过自我修行窒息人性，做到自律自省，在具体执行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