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黄对小舅子的状况越来越忐忑不安，内心深处有个声音一会儿对他说小舅子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一会儿又对他说小舅子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阿黄决定设家宴，请小舅子来好好谈谈，并对老婆说，可以考虑给他比较丰厚的经济补偿。
请小舅子吃饭的时候，阿黄一直在努力地观察他，并仔细地听他的每一句话，分析他说的每一句话，极力弄懂他的每一句话。
阿黄的小舅子说自己很清醒，比你们任何人都清醒，矢口否认自己疯了，他说知道自己很傻、很天真，但决没有疯！如果我是疯子的话，那么全世界的人都是疯子！
阿黄的小舅子还说我不懂什么人情世故，但我认为在病态的环境里，每个人都是病态的，许多人嘴上说的是这一套，心里想的又是另外一套，群体性的说谎与“作假”已经蔚然成风。比方说吧，有的人表面是在和您亲热的握手，心里想的却是最好踹您几脚；有的人看上去是在向您灿烂的微笑，心里想的却是最好咬您几口才解恨；有的人也许正在和您热情拥抱、挥泪送别，心里想的却是最好您乘坐的这架飞机失事，摔死您！这叫什么？这就叫“报应”，那才痛快呢；有的人嘴上说不要、不要，我们为你们服务是应该的，这是我们的工作嘛，送这么重的礼，我怎么可以收呢？心里想的却是你这个混账小子，怎么就送这么点钱，糊弄谁啊？！
总之，他们的正面艳若桃花，背面则恶气刺鼻如狗尸，他们的人格都是有障碍的，心灵都是扭曲的。
阿黄的小舅子又说最聪明、最有能力、最好心的人都是有那么点发疯的。阿黄认为他这话显然逻辑上是说不大通的，但不能说一点儿道理也没有。
“我知道我的逻辑是混乱的，但我的人格没有分裂，我的人格没有所谓的‘二重化’。说假话的人多了去了，为什么我说真话你们就认为我发疯了呢？我辛辛苦苦给别人送钱去，我难道不是财神吗？我不是财神是什么？！”阿黄听了这些话是大惊失色，感到小舅子的精神绝对有问题！
“道德层面上我从不去做损害别人的事情，我一不去偷别人的、二不去抢别人的，不腐化堕落，我自己糟蹋自己，自轻自贱、恶形恶状，别人还能把我怎么样？我不能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被淘汰，我被疯狂，我是活该！
我就不是人，我就不要脸！我活该丢脸！我现在就是个不要脸的无赖！就叫我无赖吧，这样你们的感觉可以好一点。”阿黄听他这么说，别提有多窘了。
当阿黄向小舅子表示感谢，提出要从小舅子卖给他的二十六份“上海股票认购证”所得好处中分一部分给他时，阿黄的小舅子对阿黄掏心窝子地说道：“姐夫啊、姐夫，我想不开的并不是卖给你们的那二十六份‘上海股票认购证’，这二十六份‘上海股票认购证’，你应该得！你完全应该得！我想不开的是另外千言万语、千辛万苦推销出去了二百七十四份‘上海股票认购证’，我的好姐夫唉，你知道吗？！”这话阿黄听了颇为感动。
语言的表达，特别是语言表达比较复杂的事物和情感，其他人的理解和误解往往是共存的，只不过比例高低不同罢了。就拿刚才阿黄的小舅子语言所表达的内容来说，可能张三的理解为80%、误解为20%；李四的理解为30%、误解为70%，等等，因人而异。阿黄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够真正理解多少小舅子的话，心想最多也不会超过50%的吧。
阿黄的老邻居卞先生，是《民生》农业大学兽医学院的教授，精通三门外语，被公认为是研究猪的“脑神经系统”方面的专家、权威。据说在“文革”时期，卞先生因对要不要讲授“猪尾巴的功能”，与大学教育的改革持有不同的意见，被广大的革命师生一致认为，这是公然反对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然反对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这是公开的“放毒”，这还了得？！
“谁反对伟大领袖**，就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肃之！！全民共诛之！！！”这是绝对不容置疑的。于是广大的革命师生义愤填膺，为了保卫伟大领袖**、为了保卫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了保卫伟大领袖**的无产阶级革命教育路线，对卞先生进行了多次不但“触及”到了“灵魂”、顺带还“触及”到了“皮肉”的“批斗”。
卞先生被数名“红卫兵”革命小将架在会场的主席台上示众，两手高高地从后面竖起，低头弯腰戴高帽，尖顶高帽将近有1米之高，白纸糊的高帽上写有黑字：砸烂反革命分子的“狗头”！“狗头”上面用红色打了个醒目的大叉；他的脖子上还挂着一块大牌子，牌子上贴着白纸黑字：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上面也同样用红色打了个醒目的大叉。
“红卫兵”革命小将们声嘶力竭的高呼口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走狗！”、“谁反对伟大领袖**，我们就要砸烂他的‘狗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揍扁他！揍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