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对于担保法改进的方面很多，而依据“物尽其用”和“应保尽保”原则非常到位。对于普通物权部分的创新是是瘕瑜互见的，在基本权源法方面狠下了功夫，所有权的概念是完全正确的，用益物权的概念是基本正确的；然而，将土地承包权这种法定的物权也列举在用益物权系列，对于传统的用益物权对象产生了冲击力。
传统的土地租赁关系，一般不包括法定的地产权在内，而且是土地所有权人才有权出租土地。土地所有权人同样需要负责“皇粮国税”，不能享受免税待遇。那么，土地承包权人作为用益物权人，是依法分配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不经过土地所有权人的批准，也可以自主地出租农用土地，甚至不需要负责“皇粮国税”---享受免税待遇，还可以获得种田补贴费。由此可见，虽然土地承包权列入用益物权序列，比土地所有权要低一个物权等级，而对比之下，这种二级物权人比旧社会的一级物权人地主还要牛许多。
物权法采取实用主义的作法，于内容创新时忽略了物权法理，同时也反映了内容创新难的一面。客观上，土地承包权当然不是土地所有权，那也肯定不能放在“所有权”一编中，退而其次是只好凑合安排在“用益物权”一编中。安排是安排了，法理上确实难以解释土地承包权到底是个什么类型的物权。
地役权也是内容创新的对象之一，安排在物权法中很有必要。不过，安排在“用益物权”一编中同样也有一些别扭。反观绝大多数地役权，仅仅对于他人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不具备收益权，真正具备“用益物权”的只是少数。中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大多数地役权人取得的供役地是免费取得的，难以对供役地权利人收取费用，也不能独自出租他人的土地使用权。
究竟其实，绝大多数地役权不是“用益物权”（对他人土地上享有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而是“用益权”（对他人土地上仅享有占有权、使用权）即占用权。物权法上只有“用益物权”的规定，却没有“用益权”的规定，前者是二级物权，后者是三级物权，两者之间显然是不在同一个档次上。
同样地，农民宅基地使用权，也是属于“用益权”，不属于“用益物权”，物权法却安排在“用益物权”一编中了。
我们承认“用益物权”是一种创新的概念与内容，客观上却需要准确的创新，不能无原则、无法理的创新。否则，这种创新是不完善的，会留下副作用的。
内容创新的难点很多，最大难点在于将物权法脱离未来“民法典”编制上的束缚，由单行法升格为“物权法典”。退一步讲，无论是升格或者不升格，都有很多难点。过去仅仅为制定一部单行法就遇到了许多难题，倘若制定一部物权法典的难题就可想而知了。
将制度物权法、政策物权法融入普通物权法、担保物权法，这种内容创新模式当然是很好很成功的。尽管如此，仍然有某些法理学家一直质疑这种“不伦不类”的内容，把一件好事当作一件坏事来大肆批评，巴不得把这些重要内容全部删除是好的。这个事例再次说明了内容创新难，本来好好的东西被“责难”。
四难：难于结构完整。
现行的物权法内容不全面，条款不够充足而过于简略，势必导致结构不完整。100多年前的“德国物权法”就有552条，并且掺杂在财产权法中也有数百条，中国物权法何故只有247条？说到底就是当时的立法规划过于保守所致。
本来“国家所有权”提出来之后就应当圆满地规定下去，里面却是浅尝辄止式的概要规定。按理说，这方面的重要内容列出七八十条也不算多，单独辟出一章规定更好。这是主体架构有了，从体架构很是欠缺。于会场之外，有的人对于这种“民法”中公然出现了国家所有权的内容感到不解，甚至于很是恼火和非常反对，于是在成品物权法中出现了难于结构完整的问题。
本来权利质权和留置权是非常重要的两类类担保物权，条款肯定是越周全越好，与能够依法解决具体问题呈正比，否则呈反比。结果，权利质权一节中只有7个条款，要负担14种以上的权利质权，每个条款中涉及多个权利质权，显得拥挤不堪。留置权是最高端的担保物权，民事留置权、商事留置权、企业留置权和一般留置权、特别留置权以及最高额留置权等，也可以列出十多种类型，可是，留置权一章中只有11个条款。条文含糊的结果，会导致一般的当事人不懂得留置权的什么类型，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误读误差。
本来占有关系法是一个新的领域，其中包含了某些无权占有关系于特定情势下的（临时、暂时、短期）保护措施，这里面一定要规定清楚的。占有一章才5个条款，专门规定了有权占有，没有专门规定无权占有，一些深层次的占有保护和占有关系问题没有出现。对于占有，仅仅依托合同关系的占有是不够的，如人事关系、信托关系、中介关系、偶然关系和继承关系的占有及其法律责任等没有涉及到。对于占有保护和善意取得、恶意处分等问题，通常会遭遇理论瓶颈与实践经验不足等难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