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个角度来看，华商会是同盟会商政司属下的一个外围延伸组织。
阎应元也是同盟会的大佬之一，随他一起参加会议有徐玉扬为首的江阴系将领。由于在常州战场的对峙，大部分高级将领都在前线过年，包括忠义镇的何常、季从孝、王公略，铁一镇的项真达、罗子牛、鲁无巧、侯世荫等人。驻守在前线的，还有来自福建郑系的洪旭，以及举义反正的原绿营军将领李元胤。这俩人高旭虽然看重，但是就算他们在崇明，以他们的资历还不够参加这个核心会议。
作为同盟会的创始人、现任会长的高旭，他现在正为自己的随员幕僚头痛。面对繁琐的公文，高旭强烈需要一个秘书型幕僚来替他过滤总结。当初夏完淳、陈永华、沈从文这三人都作过他的随员，但是由于人才紧缺，没有多久，高旭都把他们外放了。夏完淳弃文从军，高旭让负责浦东军区的新兵营训练。陈永华这个人高旭是作为未来科学家在培养的，放置在尤溪基地，参与军工技术的开发。沈从文是个颇有天赋的政务人才，自从在上海县推广新政以来，上海县已成为光复区新政建设的规范县。至于当初旭卫队的俩个队长，徐鸿成为旭卫镇的提督，史必达成为江南舰队的提督。这些追随过高旭的人，都成为了方面人才。
现在同盟会像个磁铁石，吸引着无数的人才来投效，但是这些人才都在各司各部的考核之下。建立一个人才选拨体系，把人才输送到自己的眼前，是高旭当务之急的工作重点。
在人才选拔体制没有成熟之前，举贤也是最主要的方式之一。因为具有为后来者的优势，对于那些能被史书所记载的名字，高旭还是很敏感的。在顾炎武提交的宣政司的年度报告之中，高旭发现了两个熟悉的名字。
随着同盟军的数场大捷，为同盟会的发展创造下巨大的机遇。在过年的一年中，顾炎武负责会务的开拓发展，主要发展了两个分会，一个是浙江分会，一个江淮分会，这两个分会处于长三角光复区的一南一北，是同盟会南北开拓的重要阵地。
暂时来说，对于高旭在《同盟宪章》所提倡的轻君重民的民本理念，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没有人能比得上顾炎武的理解。他本来就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高旭所倡导的理念正是他的追求之一。所以，对于会务的开拓发展，高旭全权交给顾炎武负责。浙江、江淮两个一南一北的分会，都是顾炎武亲手筹建的。
当高旭看到报告书中，顾炎武任命的浙江分会的负责人，高旭才明白什么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会务长，竟然是黄宗羲。
在明末清初，黄宗羲的鼎鼎大名，高旭自然不可能不知道。他与顾炎武一样，也是明末有名的思想家。顾炎武大胆怀疑君权，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主张，而黄宗羲也对“家天下”的君权进行抨击。另外，他也赞同废除八股的科举取士，主张多渠道录取人才。而且也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认同同盟会所倡的工商皆本的治政理念。可以说，在治政理念上，黄宗羲算是个同道中人。
黄宗羲能参加同盟会，一是他本来是浙江余姚人，正处在长三角同盟会运动的暴风眼附近，同盟会的诸多措施新政吸引着他。另一个是浙东鲁王政权在清军的攻击下一败涂地，鲁王避难舟山，浙东官绅想依靠朱明宗室的救亡之路飘渺无期，像黄宗羲这样的有识之士，自然投身到同盟会活动的大业中来，并且以他的名望和能力，得到顾炎武的赏识，全面主持浙分会的发展。
能得到黄宗羲的投效，可谓是近水楼月先得月。明末三大思想家，高旭已经直接或简接地得之其二，还有一个是王夫之，这个时候大约在广东的永历政权那里挣扎求存。高旭相信，只要他的事业更进一步，终有一日，明末时期的这些人才，最终会成为他的臂膀。
至于另一个名字，江淮分会的会务长，与阎应元一样同样姓阎，叫阎尔梅。对于这个阎尔梅，高旭只稀依记得他有一首血气横溢的诗文：“死将为厉鬼，生且为顽民。”
高旭虽然不了解阎尔梅这个人，但对于负责江淮分会这样中高层人员，在邬含蓄的宪兵情报处必定建有背景档案。为了防范满清朝廷对同盟会有可能的渗透，这种背景调查是必须的。
从宪兵处调来阎尔梅的档案之后，才知道他是江苏沛县人，明崇祯三年举人，为复社巨子，在江南士林中颇有声望。他曾做过史可法的幕僚，清军南渡后，他坚持抗清活动，散尽万贯家财，用以结交豪杰之士，立志反清。去年下半年，他在顾炎武的推荐下，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江淮分会的负责人。
这样的名士，人格气节是不容置疑的，最主要的是，他的实务能力能否匹配他的诗才与名气，能否经得起同盟会这个大融炉的考验，这尚需试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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