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樱对于同盟会的重商主义深感不满，他抱着历来重农抑商的国策向高旭一个劲的进劝，言道商人重利，一旦染指朝政，必将国之不国，甚至这个曾樱还是海禁的拥护者，他抱着的是传统的那一套，而且也不认同高旭那些以他看来太过天马行空的新政。
至于路振飞此人虽然忠义有余，而且有做过御史的经历，但他的个人能力实在不足以担负高旭的重托，就算高旭把筹办廉政公署的计划书交给他，一个多月了，他还是无从着手，一事无成。还有那个陈永华的父亲陈鼎，他曾在高老庄的同盟公塾呆过一段时间，高旭原以为他了解了同盟公塾的办学方式，所以把刚刚设立的学政署交给他，由他筹建福州城内的第一所同盟公塾，但事实上，这个陈鼎在性格上犹犹豫豫，由于听从了同僚张肯堂对于同盟公塾这种排斥八股，重视数术杂学的办学方针的质疑，最终这福建省的第一所同盟公塾让陈鼎办得面目全非。
对于这些投效自己的南明官绅，高旭虽然对他们的守旧、固执、能力感到失望，但仍然保持着克制与期待，原以为只要假以时日，他们就走上自己设定好的轨道，但最终高旭发觉自己过于乐观了。
像张肯堂、曾樱这些人在潜意识之中，还是对高旭不以为然的，甚至同盟军取得如此战绩，也脱不了他们所认为的不过是一股海盗势力在消长的偏见。高旭在与他们交流之中，发觉自己根本说服不了他们，而他们却能引经据典，以圣人之语来教训自己。说到底，高旭年纪轻轻，资历不足，虽然有大破满清的功勋，但崛起不过一年有余，更像个暴发户，以明代重文轻武的积弊，以张肯堂的眼光来看，高旭也不过是个武夫而已。
要不是刘中藻在当中调解，高旭的耐心早就磨尽了。他发觉对付这些大明官僚比对付满清铁骑还吃力。杀鞑子是真刀实枪的干，但改革明末官场上的积弊实在是任重道远。
在这种情形下，高旭想到了阴森森的老家伙来灭灭这些隆武朝重臣们的傲气。高旭实在不想跟他们扯皮了，他要尽快筹建好尤溪钢铁基地，突破高氏工坊的瓶颈之后，就领着旭卫镇回师江南杀鞑子，由着老家伙来坐镇福建大后方。
时到如今，高旭才明白了什么叫破而后立。从勒克德浑入闽，郑氏家族倒塌，一直到高旭趁机入主闽海，福建的局势在半年之间走马观花一样演变着，没有经过实质的阵痛就让同盟军光复了。这不像在反抗剃发令运动中成为一片废墟的江南，在废墟之上，同盟会重建家园，实施新政，反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在同盟会的常州、苏州、松江三府组成的江南长三角光复区中，阎应元的忠义镇与徐玉扬铁一镇在常州城内外顶住了满清贝勒的攻势，再加上史必达的同盟舰队在长江上的骚扰，进入九月份之后，清军攻势已竭，不得不进入相持。而在常州背后的苏松地区，沈廷扬坐镇苏州城，沈从文主政上海县，这对沈氏父子在常州城如火如荼的战线背后实施同盟会新政，倒是取得了可喜可贺的进展。
反倒是没有外部威胁，社会生产力也没有完全破坏的福建，虽然有了刘中藻、张肯堂这些人的“辅助”，但在治政上高旭却是一筹莫展，有心无力。对于同盟会来说，在福建省并没有一个良好的社会基础，因为守旧的官僚乡绅势力并没有完全打破。正如两广的永历与绍武政权，由于同盟军的牵制，使得满清没有余力顾及他们，他们旺盛的精力就用来同室操戈。
而在福建，在高层上，像张肯堂、曾樱这样的隆武重臣虽然听从了刘中藻的建议投效高旭，但他们自持身份，观念守旧，不认同高旭的治政主张，而在底层的地方豪强却发起了矿乱来反抗同盟会。
在投效同盟会的福建系高层官僚之中，除了刘中藻曾在崇明做过江南观察使，已经被崇明这个同盟会总部大染缸同化了，也深刻认识到当今天下，也只有同盟会才能真正完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使命，从而铁定心思来追随高旭。但对对于张肯堂、曾樱、路振飞这些旧式官僚来说，心底终究有一份大明正统的执念，无论是浙江的鲁王、广东的绍武、广西的永历，都给了他们择君机会，也是始终抱着一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后路。也正因为这个，他们对于高旭的投效始终抱着一份保留观望心理。
事到如今，高旭也放下了心底那份大-跃-进式主政福建的天真。在历史上，这张肯堂、曾樱、路振飞都是忠烈之臣，面对清军的屠刀，他们最终选择了自杀殉国。他们的节操虽高，但在能力上着实难当大任。纵观南明史上，像史可法、黄道周之类的忠臣比比皆是，但能臣却是屈指可数，除了一死了之，于国于民毫无建树。
九月十二日，在老家伙来到福州三天之后，高旭让老家伙留守福州，由刘中藻居中调和，与张肯堂、曾樱、路振飞这些闽系官僚周旋，同时，老家伙的阴森气质开始发威，对于那些暗中反对同盟会的官绅，他下令黑衣卫宪兵开始搜罗他们当初在清军入闽时的通敌证据，然后以通敌罪论处缉拿归案。在老家伙的积威之下，整个福建开始进入黑色恐怖时期。
至于高旭，他启动因老家伙来闽而耽误